中越运输线是西南运输总处所倚重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时任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的陈修和（陈毅的堂兄）在“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血肉筑成抗战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中忆道：

“1937年7月，我正在陕西宝鸡，忽得俞大维急电，要我赶回南京。俞告诉我说：‘中日战事已起，新建兵工厂缓不救急，我国部分军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从外国进口，而沪、粤等处海口将为敌人封锁，无法输入，惟越南海防有铁道通入云南和广西边境，可以补救这个严重问题。’”

受俞大维指派，陈修和紧急赴越。1937年11月1日在河内正式成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河内办事处”，委派黄强任主任。河内办事处是抗战时期我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国际运输机关，它的设立标志着战时中越国际运输线之开通。

1938年6月1日又改河内分处为海防分处。宋子良兼任海防分处处长。1938年7月，由宋子良主持在香港召开海防分处工作会议。新任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副处长周贤颂，已改任驻河内特派员的黄强，香港分处处长方兆镐，以及当时主管东线（我国香港与越南方向）运输调度业务的伯父等参加，研究广州一旦失守后的应对预案。

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国，法方运输组织十分混乱且效率低下，本来双方车轨轮距不同的中越铁路又时通时断，海防、同登至中国边境运输成为中越国际运输线的“瓶颈”。

伯父在会上汇报由他主笔起草的应对预案时提出：如仅由海防分处派出人员在海防港口或同登接运点调度并协助越方车队与船只接运，万一香港—广州运输线为日寇截断，则远不能胜任其后与日俱增的运输需求。

伯父提出的预案建议，是否能抓住当时法方当局因纳粹德国在欧洲蠢蠢欲动威胁法国而倍感压力、左右摇摆的心态，商请法国殖民当局同意由西南运输总处直接派车进入越南境内接运。

宋子良当即表态同意，并要周贤颂负责在总处运输组协助下与法方当局进行交涉和落实，还特批了一笔活动经费。

因为此预案所涉及的运输标的主要是军械与枪炮弹药，因此还需向兵工署报备。据说俞大维对该预案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和方案设计比较肯定，还特意提出三点“补充”指名送交伯父“酌参”。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越南海防就成为我国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直接接运的港口。

1938年10月27日，以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首次将滞留香港的物资3000余吨运赴海防为标志，中越运输线开始取代广州国际运输线而成为战时中国又一重要国际通道。

在希特勒磨刀霍霍声中，感受到空前压力和危机的法国殖民当局终于特许中国100辆卡车越过中越边境线，分别以50辆在海防，50辆在同登使用，有效提升了中越陆上国际运输线的通过能力。海防分处又利用红水河水运，开辟海防至富良江再转火车往同登的水陆联运，滇越铁路的运量也有了较大提高。

陈修和回忆说：“抗战开始后，苏军自用的军火拨了一仓库，在黑海某军港装卸，秘密开赴远东，其中两艘轮船指定在海防转口，运入我国。所装的战车、火炮等大件，均准备随时交付部队使用，未曾装箱，以致在海防码头起卸时，被日军间谍发现。”

日本政府因此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所谓抗议，要求禁止运往我境。法国殖民当局畏敌如虎，停止中方运输。当时仅有坦克等战车、战防炮及小部分弹药已装入火车（约2000吨左右），原拟运至同登卸下，经公路运入广西。陈修和他们得到法国殖民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的信息后，立即商议对策，急从同登将原车折回，改经滇越铁路转运昆明。等法国殖民当局通知到达时，这列满载重兵器和军火弹药的火车已驶离越境，取道云南顺利进入我国国境，并迅即送往抗战前线。日寇只好“望车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