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这不是一般的出版预告，简直是一份锋芒毕露的宣言。它以锐不可当的磅礴气势宣告了一个新文学团体的出现；并且表明这支朝气蓬勃的、年轻的文学新军已经参加到对“社会因袭”作战的阵列，以建设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可以这样说，郁达夫是创造社诸君子中最早向旧世界、旧文化勇敢挑战的闯将。

对郁达夫不畏强权、不惧传统势力、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英雄行为，郭沫若甚是钦佩，迅即从日本来信向他表示赞赏和支持。

有了郭沫若等人的鼎力相助，郁达夫对创造社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在上海泰东书局编辑《创造季刊》期间，郁达夫的生活相对是比较悠闲舒适的。

其一，《创造季刊》创刊号的稿子，郭沫若在沪期间已大致编辑就绪，单等工人排版印刷；其二，“创造社丛书”的另两种——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和朱谦之的《革命哲学》，也无须他费力劳神，至于自己的新小说集《沉沦》，更是胸有成竹，成书指日可待；其三，经济上也不用多考虑，吃住行都由泰东老板赵南公供给，虽然说不上有多好，但较之留学时的生活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据和他在泰东书局一同度过这段时光的郑伯奇回忆，那时候，因两人都无家属之累，所以饭后茶余多是一起散步漫行。他们有时去离书局不远的“情人巷”谈天说地，有时则乘电车到“顾家公园”去观光，特别是在那月朗风清的傍晚时分，两人并肩闲步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各自的抱负和见解”，真是其乐无穷，令人流连忘返。

《沉沦》的出版成功，《创造季刊》的编辑顺利，再加上“创造社”异军突起，这些都是郁达夫兴奋的源泉。

心情舒畅，生活恬淡，时间悠闲，这段充满青春和浪漫气息的时光，使郁达夫真有点“乐而忘蜀”。

是的，上海离杭州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而杭州到富阳也不足百十华里。但是，离故乡虽近在咫尺，这期间的郁达夫竟没有和富阳老家发生任何关系，更没有与年轻的妻子鸿雁传书。

郁达夫在泰东书局期间，虽然时间宽余，又没有什么硬任务，无拘无束，轻松自在。但毕竟老板赵南公没有言明每月给俸禄多少，只是凭感觉和情分随意“施舍”。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应邀到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英文教习”。也因此，郁达夫的爱情篇章，翻到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