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并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这就是何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无界线的原因。在文学史上，即便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作出判断。即便说拉辛影响了伏尔泰，赫尔德影响了歌德，为了使它有意义，也需要了解拉辛和伏尔泰、赫尔德和歌德各自的特点，需有关于他们传统的背景知识，需要不断地权衡、比较、分析和区分，而这些基本上都是些批评的活动。没有选择的原则，不对作者的特点作出概括，不对作者作出评价，就写不出文学史来。否认批评的重要性的文学史家，本身就是不自觉的批评家，并且通常只是一些因袭传统标准、接受对作家的定评的人云亦云的批评家。不借助批评的原则，即便是一种不自觉地坚持的或阐释得不那么清楚的原则，就不可能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分析、概括和评价。在一部至今看来仍然十分中肯的小册子《美国学者》中，诺曼·福斯特说道：“要做史学家，必须先做批评家。”他这话很有说服力。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在通力合作以完成其中心任务：对一部艺术品和一组艺术品进行描述、解释和评价。比较文学，至少是它的官方理论家们，一直回避这种合作，死死抱住“事实的联系”、渊源和影响、媒介和声望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课题：现在，它必须设法回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巨流中去。说得冒昧一些，在方法和方法论的思考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了一潭死水。我们可以想一想20世纪许多在宗旨和方法上各不相同的学术派别和批评运动，如意大利的克罗齐及其追随者，俄国形式主义者及其在波兰和捷克的分支和发展，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德国精神史和文体学，法、德两国的存在主义批评，美国的“新批评派”，在荣格的原型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神话批评，甚至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凡此种种，尽管有其限制和缺陷，但它们都联合起来，反对至今仍然桎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外部事实主义和原子论。

今天的文学研究首先应当认识到它必须确定其研究的课题和研究的中心问题。它必须有别于思想史、宗教和政治观念史以及情感史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常常被人用来取代对文学本身的研究。许多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著名人物，实际上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反而对舆论史、旅行报告和有关民族特性的见解抱着浓厚的兴趣；一句话，对一般的文化史抱着兴趣。文学研究的概念被他们扩大到如此地步，以至同整个人类的文化史等同起来。但这样的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除非它将文学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和产物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