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种从德国引进的语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和文学研究者的著作中占了上风。关键时期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1850年全美国总共只有八个研究生，三个在哈佛大学，三个在耶鲁大学。那个既未能在哈佛、也未能在耶鲁接受研究生教育，后来却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丹尼尔·C.吉尔曼，在1852年要找个教授给他辅导一点德文都感到困难。当然，一些伟大的学者是例外，如哈佛的乔治·蒂克罗，他的主要著作《西班牙文学史》（1849—1863）曾被广泛采用。另一个哈佛的学者弗朗西斯·蔡尔德，编撰了《苏格兰与英格兰民谣》（1857—1858）。但当时美国在现代语言研究方面还没有“有建树”的学者，没有期刊，也没有大学出版社。

这种情形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迅速改观。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明确表明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德国模式的研究生教育。不久之后其他大学也群起效尤，迅速地发展起它们的研究生教育。迄至 1900 年，美国研究生的人数已达到 5 831 人（ 包括所有学科）。1883 年，“现代语言学会”创立，开始它只是一些对课堂教学和语法讨论感兴趣的教师组织的一个小团体。但它很快就发展壮大，特性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27 年，学会更改了它的宗旨，旧的宗旨是“研习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而新的宗旨是“推进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方面的高级研究”。其实在很早之前，大约在 1900 年左右，这种对研究的强调就已逐渐占了上风。几种专门发表现代语言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刊物相继创立。《现代语言协会丛刊》与《现代语言评论》均创办于 1886 年；《英德语文学杂志》创办于1897年；《现 代语文学》创办于 1903 年。各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在 1890 年代以后建立 起来的，同时还出现了几种登载博士论文的丛刊，如已出版 150 卷以上的《耶鲁英文研究》就创始于1898 年。那段时期美国大学图书馆惊人发展，稍后如福尔杰、亨廷顿这样的研究型图书馆的建立（二者都主要供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之用），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拓展。今天美国的图书馆收藏宏富，管理完善，在绝大多数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的图书馆。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成就，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在它的鼎盛期看到自己所获得的成功时所怀有的那种激动心情。……

在过去的60年间，这个所谓“文艺复兴”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人们，不仅是乡民，对它的热情已经熄灭了。在20世纪中叶，语文学的研究尽管仍然盘踞在研究院里，但无疑已处于守势，它独霸美国大学的状态已经被打破。在各个地方，尤其是在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中，对这种体系的不满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看起来它成为美国文化史上的一段陈年往事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