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贺卫方素无交谊，也忘记从何时开始记住这个名字（也许是他与人合译的《法律与革命》）。真正有印象的是这样几件事：一是他曾经在某处称道我主译的《控制国家——西方宪政史》一书，而我这人一向好沾名人之光，喜藉名人以自重，于是未经他同意，我就在此书的再版后记中严重违反“知识产权”地、非常不符合学术规范地引用了他的“语录”——意在为此书增加销量，尽管这销量与我的“收益”毫无关系；二是2007年三五月间，我在台湾佛光大学客座，在应邀到“中研院”演讲期间顺访了胡适纪念馆和墓园，回到宜兰，夜间逛网，偶在“世纪中国”上见到他的《向胡校长致敬》一文，对其中因胡馆开放时间问题两次到访南港的细节描写印象特深，虽然我自己到胡馆是歪打正着了，一步到位的；三是同年七八月间，我和本系同仁在蓝旗营一带公干，在过成府路天桥时偶遇这位大偶像，于是好不容易在北京的骄阳下、蓝旗营的天桥上“腆着脸”克服了我的那份假装的“矜持”，自报家门，得到的回应果然是“书好，译得也好”；四是去年底，和包括陈来教授在内的一干阳明学家在平湖秋月喝茶，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老鹤身上，于是我又“人来疯”，按捺不住，沉不住气，“大放厥词”起来：“一般来说，我对中国当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无多少好感，但贺卫方实在是个例外。”说完又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总结道：“贺卫方实在是我喜欢的知识分子呀。”听完我的话，陈来教授照例是道学家的一脸深沉，于是好像是为了撇清本人并非“大言欺人”，更非“妖言惑众”，我又慌忙补充：“谓予不信，请看他最近在齐思和纪念会上的讲话。”话音刚落，敝系董平教授急急发问：“他讲了些什么？怎么讲的？”我回道：“怎么讲的、讲些什么我都已经忘我站在人群的外面了，总之是讲得好，讲得对啊。”阳明学家们善意地没有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