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黄遵宪的遭遇和心境，但难道不也是作者钟叔河的自白吗？当然，时代毕竟是不同了。封建末期的黄遵宪，“放归”即是他政治上的死亡，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而社会主义时代的钟叔河，他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正义性，他认为他所遇到的不公正，只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现象，他对未来始终没有丧失过信心。要不是“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在那样的空气之下是常常不免使人感到活不下去的。我们的颇有一点才气的同事李长恭，是在一九六六年跳崖自杀了。有的人隐忍苟活下来，可是万念俱灰，哪里能够打起精神来读书，来思考，来做学问呢。太史公曾经提到一些人处于逆境之中发愤著书的事，总结道：“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要“述往事”，就得“关心着天下的大事”；而“思来者”，就是“对未来抱有信心”。钟叔河读书、编书，首先并不是“思垂空文以自见”，而是想弄清楚中国历史和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我们这个伟大的、优秀的民族为什么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又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怎样的灾难？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封建主义（特别是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么根深蒂固？为什么封建主义的东西能够把自己装点成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中国迟迟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钟叔河经常在思考的题目。哪怕在劳改队，我们有时也曾就这些问题交换一些看法。现在钟叔河在《丛书》各篇导言中写出的一些警句，其中好些我都曾经听他谈论过。例如，为什么“日本人接受西学虽不比中国早，起步以后却走得快得多”？

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成了中国的明治天皇，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成了中国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中国的历史也许有另一种写法。

在不允许触动封建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官僚机构的条件下，想要建立起新的经济和文化，那是徒劳的。

由闭关自守到实行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引述了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一个意见：“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这是很有见地的。钟叔河正是因为他的炽热的爱国心，正是因为他追求社会主义和祖国富强的热切愿望，才使他孜孜不倦地思考这些题目，并且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成果，使这部丛书能够引起同样富有爱国心、同样追求祖国的进步和富强的读者的共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