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钟先生调任成立不久的岳麓书社总编辑。这是一家编辑仅十余人、年出书不过百种的小社。在出版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是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色。正因为如此，钟提出要有自己的编辑理路，努力显示自己的点子和音色。说起来，他的编辑思路并不复杂，表述也质朴：一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古籍，二是用新的观点来选印旧书。古籍指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湖南近代的地方出版资源，如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人的文集，都在整理与出版计划之中。当时《走向世界丛书》还在继续出，学术界与出版界不断传来喝彩声。但钟先生却开始思考拓宽出版空间，分出精力来策划选印旧书的工作。此举得到李锐先生的赞赏，认为岳麓书社把旧书提到跟古籍同等的地位，注意历史的衔接和学术的延续，显出不凡的眼光和胆量，“正是这家出版社的卓越之处”。

所谓“旧书”，是指近代（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和台湾的文化学术著作。选印旧书的工程有三：《凤凰丛书》《旧籍重刊》《旧译新刊》，其中以《凤凰丛书》影响最大。以“凤凰”为丛书名，意在让旧籍“从火中而新生”，寓意深刻、独到。选书以宽容为宗旨，既有研究著作，又有文史资料、人物传记，如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温源宁的《一知半解》、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等等，都是一些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参考价值的旧书。这些书记录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一代人追逐德先生、赛先生的努力。这些书大多久不流行，或绝版难以见到，重新刊印既有温史的价值，又有文学的趣味。这也反映了他在开放环境下兼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值得指出的是，选印旧书绝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同样需要卓识明鉴的功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选家的识见、学问还应在“著作者”之上。

一九八八年，钟先生离开岳麓书社，但编书、研究仍未中辍，其中于知堂遗文的编辑方面致力最勤，加上岳麓书社任上的成绩，先后出版过《知堂文集》、搜辑过《知堂集外文》二种（与陈子善合作），选编过《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知堂谈吃》，笺注了周作人《儿童杂事诗》，近年来，倾其余力编辑了十卷本《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及四卷本《周作人文集》。

在众多的钟编知堂著作中，《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书里书外的戏最多，因而书评界泼墨亦多。其一，这批知堂手迹并插图剪报记录他和原作者之间的鱼雁往来，而且时值“文革”初年，当是知堂绝笔；其二，钟的笺注用考据家本证的方法，借了诗人自己的话来阐发诗意，可以看作是研究工作的一种新尝试；其三，形式讲究，开本、封面、腰封、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每一首诗后配图，笺注尾随，恰好两面，双单码相合，整齐得体，让人未读文字，只翻翻就觉得美，不忍释手。事后听钟先生谈及此书的形式美，他说意在唤起出版界对设计意识与技巧的重视。看来，要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无论“形而下”还是“形而上”都大有学问。

钟先生亦曾致力于曾国藩遗稿的整理、研究、出版。曾编辑过《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与弟书》《曾国藩家书》。后者不仅内容上超过旧版《曾文正公家书》，还订正了许多误植与排列错误。书信毕竟是对话语境下的心灵抒发，单方面的声音不利于重现对话背景，因此，钟先生穷搜旁辑，编成了一部《曾国藩往来家书》。此外，他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中将曾国藩父子纳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将之作为由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先驱人物，进行了一番颇有力度的剖析。此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