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陶渊明何以“贫富常交战”了。“贫与富”的交战其实是两种人生态度、两种存在方式的交锋。诗人自身本来就存在着矛盾的因素：既淡然恬退又积极进取。在仕途时深觉心为形役，不禁生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羞愧，“终返班生庐”以后又有一种“有志不获骋”的失落，还得面对“三旬九过饮”、“被服常不完”的生存困难。仕途的穷达与生活的贫富息息相关，入仕还是归田决定了致富还是受穷，这种人生抉择从事态上看以弃彭泽县令告一终结，但心理上对这种抉择的自我评价一直持续到很晚。因为对富贵的欲望有点像打足了气的皮球，手一按就沉入水中，手一松马上又浮到了水面，所以要终生能安于贫贱他就得有不断地提撕惕厉自己的忧勤之心，他反复写那么多叹贫诗和《咏贫士》，其用心无非是“端居自励，亦深以怀疑改辙为警”。警告自己“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正表明他的内心还有些动荡犹疑（《饮酒二十首》之十二），表明贫与富还在激烈地“交战”，他在不断地提撕自己要“量力守故辙”（《咏贫士七首》之一）。

他内心“贫富常交战”的另一原因，是历史为他这种社会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某种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可以弃官守拙而贫，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直到义熙末他已五十多岁时朝廷还征他为著作郎。正是由于有这种可富可贫的选择主动性，才造成了他精神上是富还是贫的动荡冲突。一个真正的“陇亩民”不大可能“贫富常交战”，当时的社会注定他只有受贫，他也只好为贫而犯愁而叹息而挣扎，但陶渊明的穷与贫不是穷途末路而是自作自受。他不断地重复“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十首》之二）和“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一类话（《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为的是说服自己归田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的代价是值得的（《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他歌咏那么多古代的贫士，其用心也不外乎是借古人以明自己的心曲，并从先贤那儿寻求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使自己获得一种内在的坚定性，正如《咏贫士七首》之七所说：“谁谓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如果不能超脱世俗的富贵名利，心灵长期处于“贫富常交战”的分裂状态，他的精神如何能洒落？胸次何以得悠然？幸而“贫富常交战”的结果是“道胜无戚颜”，而使他战胜荣华富贵欲望的精神支柱便是儒家的道德节操——“君子固穷”。诗人在《有会而作》中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斯滥”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是说君子身困而道亨，小人处穷则无所不为。所谓“固穷节”是指在贫贱困顿之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为贫穷所困扰，在精神上保持一种怡然和乐的状态，消除凄凉的处境在内心造成的紧张，因而它对于陶渊明来说是一种道德范畴又是一种存在境界，它将外部的环境摒弃于自己的心境之外，使个体精神的怡乐不依赖于外在的贫富枯荣：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拟古九首》之五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咏贫士七首》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