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因为任何外在的社会原因或个人目的——既不为了避世避地也不为了抗世矫俗，既不为了去危图安也不为了待时蓄志，作为一种逍遥优游纵心调畅的行为，隐逸的本身就令魏晋名士们神往不已。不仅耽禄求荣的潘岳作《闲居赋》，连豪奢淫逸的石崇也大写《思归引》，称自己“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企希“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的风雅生涯。

可是，陶渊明并没有在语默出处之间强分高下，因而不以“处为远志”、“出为小草”，他认为人生在世“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潜跃仕隐的人生选择都无不可，视哪种存在方式更适合自己的本性便选择哪种存在方式以尽自己的本分，只要自己觉得“称情”或“称心”就是了。苏轼对陶渊明这种“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做法称叹不已。诗人从29岁“起为州祭酒”到41岁“解印绶”去彭泽县令之职，曾三番五次涉足于仕途，但每次出仕都觉得如拘如囚，身在仕途通衢而心念山泽园田，最后才认识到自己本“无适俗韵”，“自然”的“质性”不可能偶合宦情，“刚”而且“拙”的个性不可能讨好世俗。置身官场，于人“与物多忤”，于己“深愧平生”（参见《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在滔滔利禄滚滚红尘中必定失去自我，截断世俗“百情”、远离官场争夺才能保得生命的真性。这样，陶渊明的挂冠归田便是基于对自我本性的深刻体认而做出的生存选择。这与名士们对隐逸的那些诗意幻想、对隐士生涯的那种轻飘飘的赞美不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陶渊明“投冠旋旧墟”，高吟“归去来”，是经过仕途上多次颠簸和心灵中多次冲突后而做出的庄重决断。他既不因隐逸而自矜其清高，更不自炫什么归隐生活的风雅，赋《归去来兮辞》之前的诗文抒写的是仕与隐在精神上引起的矛盾、动荡、犹豫及最终抉择，归田以后的诗文所展现的是躬耕生活的喜悦、贫困与艰辛。

在那人人“尚清高”却又“个个要官职”的世道里，陶渊明其所以“真个能不要”，真的搬出高门深院的县衙回到“草屋八九间”的故宅，是由于他深刻地体认到，不失去利禄就得失去“此生”，解印绶遗世情使他体验到了“此生”失而复得的喜悦，体验到了如鸟离樊笼的那种自由。他归田的动机与许多企盼隐逸的名士大不一样，因为舆论一致认为隐逸超然脱俗，名士们才去赞美隐逸以附庸风雅，就像他们看到清谈的举止潇洒飘逸，大家便凑热闹去清谈一样，企希隐逸与热衷清谈在不少名士那儿都是为了趋世媚俗。朱熹所说的“晋、宋人物”，“这边一面清谈”是邀名，“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是贪利。名士们既门垂五柳又身接五侯，既沽清高之名又享“权货”之利。他们在世俗社会左右逢源，而骨子里则是一群流浪在世俗中乞讨名利的乞丐，是一群失去了真性因而失去了自我的空壳。陶渊明释褐之初便如久堕尘网，刚进衙门便如入“樊笼”，“投耒学仕”便深觉“志意多耻”，这才下决心“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二十首》之十九）。市朝的贪竞浮华桎梏着诗人的本性，离开“无世情”的林园，置身苟且险诈的仕途，就像鸟儿离开树林投进罗网。他称“投耒学仕”的原因是“冻馁缠己”（《饮酒二十首》之十九），而学仕带来的痛苦更甚于饥冻切肤。这说明他“终返班生庐”并非硁硁以沽清高之名，为的是返回适合自己生命真性的“旧居”，同时这也说明陶渊明的确做到了“涅岂吾缁”（《自祭文》），官场的污浊并未使他易其“素志”，否则，他就会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而不会归隐园田以远离尘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