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因此，对伟大作家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言自明，而这种研究的学术难度更无须多说。越是伟大的作家前人研究的成果越多，后来的研究者也就越难有所突破。对大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往往要翻许多史料，看许多文集，才可能对他们的某一方面有点新的感悟和认识，这有点像渔人在整个大海里撒网，到头来可能只在一个角落里捞取一条鱼。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学术的敏感，还得有坚韧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心。显然，这四种因素我一样也不具备，这两年写陶渊明不仅使我吃尽了苦头，而且深感自己劳而少功，通读全稿更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从事这种研究的结果好像那些不善经营的企业家，做的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生意。也许，我再也没有勇气来继续陶渊明研究了，一方面是由于我明白自己缺乏相应的胸襟和才气，不可能真正体悟大作家的博大与崇高，一方面是由于我缺乏耐心和毅力，不可能一辈子只与一个伟人打交道，更何况我们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古老民族，学术的风景点又太多太诱人。

能用一两年时间完成二三十万字的书稿，真要感谢我的妻子何小平女士。她虽然一直反对我做这种钻故纸堆的学问，但一直又在为我默默地做出牺牲。书稿杀青之日她便对我说：“写完这本书就告一段落，以后别再写什么书了。”她的话中可能同时兼有对我健康的重视和对我专业的轻视。这不能怪她，写论文论著所得的那点可怜稿费，远远抵不了我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她为此付出的辛劳，对此我常常感到困惑无奈。鲁迅先生认为做学问的基本条件，除了社会环境的太平安定以外，学者本人至少还得有“数年粮食，一屋图书”。今天的读书人很少不为一日三餐操心，买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已成了一种“高消费”。如果做学问不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生存，那么，不仅不做学问的妻子有理由藐视学问，就是做学问的学者也可能失去对学问的虔诚。我不能给妻子以安慰，甚至无法聊以自慰，幸好，她虽然把我所读的那些线装书和我本人一并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但看到我早晚弯腰弓背地伏在书桌上，这两年她主动包揽了大部分繁重琐屑的家务，使我能集中精力思考和写作。望着她疲惫的身影和满脸的倦容，我的确十分难过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