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门抬进了慈禧的内侄女/大婚的开销相当于汉阳铁厂的投资/太后真的会归政吗？/绝不能容忍出现另一个太上皇/筹建铁厂与兴修颐和园不期而遇/他们正在把大清帝国推向一场新的灾难
光绪十五年，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是相对稳定的一年。这一年里，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就不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在边远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在内地，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黄河不曾大范围决口，也没有什么地方发生大面积的强烈地震。大清的官员们可以大大称颂一番“中外奠安，黎民被福”了。
这一年，在中原大地上，依旧慢吞吞地行驶着马车、牛车和手推的独轮车，坚硬的木轮沉重地刻划着黄土地，继续为她增添苦难的皱纹；从三家村里的老童生到京师书香世家的子弟，依旧将目光和精力聚集在四书五经上，揣摩着如何“破题”、“承题”，梦想着“状元及第”、“一举成名天下知”；乡村的集镇上，依旧靠风箱、木炭、铁锤装备起来的铁匠炉为农民们提供锄头和镰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舍不得点起小油灯，借着月光，依旧摇着她陪嫁的那辆老纺车……
这一年，新年伊始，朝廷里一派喜气洋洋，头等大事是正月里皇上大婚、二月里皇上亲政。而在这表面的喜庆气氛背后，却潜藏着皇权交接特定时期的波谲云诡。
光绪名载湉，湉者，水静流之貌；当初同治给这位堂弟选择这个“湉”字，大概是希望他风平浪静地过一辈子。他是道光的孙子、咸丰的侄儿、醇亲王奕譞的儿子，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母醇王福晋是慈禧的胞妹。
有人说光绪是四岁做皇帝，有人说他五岁登基，其实他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按照实足周岁计算，即位之时只有三岁半。同治十三年腊月初六那个严寒的凌晨，他被人从睡梦中抱起来，在数百盏烛火通明的宫灯簇拥下，隆重而匆忙地从大清门经乾清门进入乾清宫，从此便确立了他作为大清帝国第九位皇帝的崇高名义，也铸定了他终此一生的悲剧性命运。
三岁半的孩子最需要的是母亲温暖的怀抱，光绪却在这时候远离了一切亲人，远离了所有亲情的抚爱，连生养他的醇王福晋终年也难得一见。他像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每天忙忙碌碌地扮演着皇帝、别人的儿子、特殊的学生这三种角色。他必须每天天不亮就上朝，端端正正地坐在既高且大而又硬邦邦的御座上，听那些须发皆白的王公大臣们说着他根本听不懂的军国大事，虽然名义上是只有他才拥有裁定一切的权力，实际一切却是由坐在他背后八扇黄色纱屏中的太后拍板；他必须严格地履行宫廷中烦琐刻板的种种仪式，每天定时到太后那里去请安、省视、侍膳，恪尽“孝道”，而他从慈禧那里领受到的却是冰霜般的威严，是呵责、罚跪甚至鞭笞，久而久之，他见慈禧如见狮虎，战战兢兢，结结巴巴，话都说不出来；从光绪二年起，他开始接受作为大清皇帝必须接受的所有教育，文的要学习满文、蒙古语、汉文，武的要学习拉弓、骑马、射箭，其中汉文又包括背诵四书五经、熟读史籍要典、作诗、作文、练书法、看奏折……
没有爱抚，没有游戏，没有欢乐，就没有童年。没有童年的小皇帝在特殊的环境和积威的重压下畸形地成长，铸就了他对慈禧的畏惧、驯服、逆来顺受，铸就了他的性格软弱、胆小、没有主见，也铸就了他的体弱多病。这些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也许无关大体，而对于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帝国的法定最高决策者来说，就是重大的缺陷而有可能危及国家的命运。
到了光绪十五年，那个当年三岁半的孩子，在高大威严的金色琉璃瓦的屋顶下，孤独、寂寞地熬过了十四个春秋，迎来了他的大婚。比起他的堂兄同治皇帝大婚时的年龄，他已经推迟了两年。
太后为他选定的皇后是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桂祥者，慈禧太后之胞弟也。同时被选中的还有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封为瑾嫔，小的十三岁，封为珍嫔。
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北京城里万人空巷，人头攒动，都挤在大街两旁看皇后的妆奁。金玉珍宝，绫罗绸缎，紫檀雕花的木器，整整两百抬，络绎不绝，由朝阳门内慈禧娘家所在的方家园，抬到东华门、协和门，入后左门进乾清中门。与此同时，瑾嫔和珍嫔的妆奁就只能从后门抬进宫了。
二十七日子刻，皇后穿着双凤同和袍，在奉迎的八位结发福晋的簇拥下，登上了凤舆。数十名内务府官员前导，全副仪仗和百余盏宫灯一字排开，两名总管首领太监左右扶着凤舆，十名奉迎的王公大臣和步军统领骑马跟随在后。浩浩荡荡，鼓乐齐鸣，在选定的寅刻准时进入大清门，经乾清门到达坤宁宫。
按照大清的礼制，皇后至高无上的尊贵，就体现在是从皇宫的正门大清门抬进来的。妃子以下，概莫能比。慈禧掌权以后，非常忌讳她卑微的出身。现在，在自己的一手导演下，她亲眼看到她娘家的内侄女如此隆重地被人从大清门抬了进来，不知道在内心深处是否多少得到了一点补偿。
太后做主的这门亲事，不仅让她老人家的娘家无比地风光，对于慈禧自己来说，是内侄女做儿媳妇，不愁不贴心。她老人家是否打算通过这位皇后来控制和操纵光绪，我们不好武断；但至少是在光绪的身边安排了一个忠实可靠的耳目。对于光绪来说，是姑舅表姊、表弟结亲，也是亲上加亲。无奈大婚以后，光绪对这位大两岁的表姐并无感情，只喜欢年轻活泼的珍嫔。从照片和文字记载来看，这位皇后长马脸，高额头，眼睛有点突，牙齿有点暴，瘦弱而驼背，实在说不上美丽可爱。而皇后依仗着与太后的关系特殊，免不了就要和她老人家咬咬耳朵。老太后权力无边，见多识广，却不明白这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勉强不来的。过去同治和皇后很亲密，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要强行干预，闹得同治私自出去寻花问柳，年纪轻轻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也不知是出天花，还是得了梅毒。现在光绪和皇后不亲密，她老人家偏向娘家人，更要变本加厉地强行干预，不准光绪和皇后疏远，不准光绪和珍嫔亲密。干预没有效果，就觉得这个儿子不听话、忘恩负义，更加对光绪不满意，以致后来闹出了大乱子。
光绪的大婚从三年前开始筹办，花的银子真正是像流水。据光绪的师傅、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光绪十三年五月，慈禧下了一道懿旨：“大婚典礼，著户部先筹银二百万两，并外省预指二百万两，备传办物料之用。”同时指定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传办一切”。前后共提拨银子五百五十万两。这笔开销的庞大，没有一个比照物很难说明问题。十分巧合的是，正好相当于张之洞兴建湖北汉阳铁厂这座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投资。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就兴建湖北炼铁厂所用经费正式向朝廷提交了一个报告：《奏查明炼铁建厂各项用款折》。从开办之日起，至二十二年改为商办时止，包括开铁矿煤矿、进口各种机器设备、修铁路、造工厂、建码头，等等，湖北炼铁厂实用库平银五百六十八万七千六百十四两。
一场婚礼的花费，可以建一座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似乎有些骇人听闻；如果了解一点宫廷办事的内幕，也就不会奇怪了。据当时承包宫内土木营造的商人透露，一般的“规矩”是“倒二八到工”。也就是说，在报销的经费中，一般只会有二成用于工程本身，其他八成由管工大臣、监工大臣、收工大臣和各级经手办事人员层层分肥。至于能不能有二成用到工程上，还要看大臣的人数和人品，遇到大臣人多或特别贪婪的，二成也保不了。太后万寿、皇上大婚这类重大的庆典，更是内务府官员和太监们发财的极好机会：
大婚万寿之陈设布置各事，则无所谓几成，有本领报销虽多亦可，曾见光绪大婚时，一个门帘开到两万五千金，其实所费不过数十金耳。(齐如山：《故都三百六十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这里所说的“数十金”，弹性较大，按照上限，就算是一百两，二万五千两也是它的二百五十倍。一个门帘二万五千两，还有多少银子花不完呢？至于奉旨“总司传办一切”的李莲英荷包里装了多少，真正用在皇帝、皇后身上的究竟有多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光绪十五年春天，在到处贴着大红“囍”字显得喜气洋洋的皇宫内苑，心情最复杂的恐怕莫过于不再垂帘听政的太后老佛爷了。皇帝亲政虽然是权力的表面交接，仍然是一个最敏感的关口。
当年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宣布指定这个三岁半的孩子继承帝位，就已经对自己的权威具有足够的自信了。果然，当时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有幸参加御前会议的王公大臣们当然清楚，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应当是在同治的下一代“溥”字辈中挑选；即使是讲血缘的远近，道光皇帝的亲孙子也不是只有醇王奕譞的这一个儿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奕譞是慈禧的妹夫，这孩子是慈禧胞妹的骨肉，再也没有比他和慈禧更亲的了；何况醇王这位七爷比不得恭王那位六爷，为人好说话、好对付得多。更重要的是，这孩子还很小，眼前还是得让太后垂帘听政，而且今后要继续听政十好几年！——也许正是因为王公大臣们都看得很清楚，谁也不愿意拿脑袋去撞南墙，所以才没人出头反对。
这孩子再小，一天天总是要往大里长。说快也快，前年虚岁十七，按祖宗的规矩就应该“亲政”了。早有会看风头的官员出来上折子，说是皇上还小，要请太后继续垂帘。如此讨好太后的机会岂能错过，于是你上我也上，大家一起请求，连光绪的生父奕譞也接连上了两道奏折，并且还暗示光绪自己当面去向慈禧请求。过去虽说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东边的”话少，主意都是“西边的”拿。光绪七年，“东边的”“没”了，从形式到实际更成了一个人当家。光绪九年元旦，在养心殿召见军机的时候，大臣们发现，慈禧不是像过去那样坐在光绪身后，而是与皇帝同坐在御榻上，皇帝在左边，太后在右边，从幕后公然走到了台前。光绪十年，说是办事因循贻误，又把恭王给撤了，让他回家养病；把军机大臣一班人全都罢了，换上来的礼亲王世铎、张之万、孙毓汶这班人，有的更平庸，有的更贪婪。这当口，正是慈禧太后越来越顺心遂意的时候，既然是王公大臣们包括醇王在内都一再地吁请，她老人家也就只好“勉允臣工之请，训政两年”。
两年的时间，过去得更快，转眼到了光绪十五年，皇帝十九岁了，训政到期。二月初三这一天，光绪一大清早先到慈宁宫给太后行礼，然后登上太和殿受贺。从此，光绪正式开始亲政；与此同时，慈禧结束了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
光绪亲政，在慈禧则是“归政”。何谓“归政”？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人家的，让你暂时照看一下，现在人家该拿回去了，这就是“归政”。
要知道“皇权”这东西，慈禧不是只照看一年两年，而是为同治照看了十二年，为光绪又照看了十四年，加起来长达二十六年。现在真的要“归政”吗 ？
亲政伊始，光绪便在朝廷上郑重宣布：遇有重大要事，仍请太后训示。据说光绪还将每日处理的奏折封好，派专人送到颐和园去，以备太后查检。就在光绪亲政的前一个月，一次和太后一起召见翁同龢时，谈到即将到来的皇帝亲政，翁同龢当着太后的面首先便强调“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绪立即坚决表示“断不改”。这就是说，光绪承认慈禧仍然保留了最高决策的否定权，仍然将自己置于慈禧的监督之下，并且承诺一切仍然按照旧有的轨道运行。当光绪公开做出这些表示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在他内心的深处，究竟有几分是真诚地对太后治国才能和多年经验的敬仰，有几分是出于对这位严厉的母亲的畏惧和扮演一个孝顺儿子的需要，是不是还有几分是由于慈禧树大根深而为形势所迫的违心之论？客观事实的结果是，慈禧仅仅是从日常事务中超脱出来，却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帝国的最高权力。
愈是敏感时期，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在这时候，出了一档子事，这一年的元月，东河河道总督吴大澂上了一道奏折，因为皇上就要亲政，请求让廷臣们商量一个办法，如何对待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应该给他加一个什么称号以表示尊敬。奏折中引以为根据的，是乾隆读《通鉴辑览》时关于宋英宗和明嘉靖如何对待生父的议论。因为这两个皇帝都是前朝皇帝死后没有儿子，以旁枝入继为皇帝的，如何根据封建皇权的礼制和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对待他们的亲生父母，在宋代治平年间和明代嘉靖年间都曾引发激烈的争论，甚至影响到人事的重大更迭和朝廷里的风气。乾隆认为宋英宗称其生父濮王为皇伯父是不当的，嘉靖尊其亲生父母为皇帝和太后虽有过分之处，但也是“人子至情”。吴大澂的本意也许只是想给奕譞戴上一顶尊贵无比的高帽子，让他离开实际的政治活动，免得他老被人家拿来当枪使。而在慈禧看来，尊崇醇王、抬高醇王的身份和地位，就是对她的权力和地位的挑战；只有她才是真正的太上皇，绝不能容忍醇王成为另一个太上皇。据说有一次慈禧病了，奕譞好心好意去看她，不想慈禧劈头就说：“你现在是太上皇了，还来看我吗？”吓得奕譞赶紧退了出来。这次对于吴大澂的奏折，特别是有老祖宗乾隆爷的御批为依据，要想冠冕堂皇地驳倒，这文章就不大好下笔。料想不到的是慈禧竟然抖搂出一份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元年正月初八上奏的《豫杜妄议奏》，说是早在十五年前，奕譞就预见到将来会有小人援引宋英宗和明嘉靖的先例在他身上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力加屏斥。”既然奕譞本人早就有了这样明确的表态，别的人还能不闭上嘴巴吗？
不过奕譞的这份奏折也未免太巧了，不仅在十五年前就有预见，而且观点恰好正和吴大澂的论点针锋相对、密合无间，就像是看到吴大澂的奏折以后写的；而且慈禧拿出来的所谓奕譞当年的奏折又只是抄件，谁也不曾看到光绪元年的原件；再加上后人在光绪元年的档案中也查不到原始记录，所以有的历史学家很是怀疑：所谓的醇王奕譞《豫杜妄议奏》，根本就是慈禧伪造的。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十，正当两广总督张之洞分别致电驻德使臣洪钧和驻英使臣刘瑞芬询问钢铁厂机器的价格、开始筹建铁厂之时，三月二十三日，光绪陪着慈禧驾临颐和园，宣示颐和园将要加紧大举兴办。未来的汉阳铁厂与“太后工程”不期而遇，这就预示了前者必然是运交华盖，凶多吉少。
不管怎么说，太后现在表面上终于不再垂帘听政，也算是“离休”了。从此，宫里对她老人家也改了称呼：尊称为“老佛爷”。年届五十五岁的老佛爷，自认为辛苦了一辈子，在她手上敉平了洪杨这场大乱，开创了“同治中兴”，为大清建立了没世的功勋，现在皇帝亲政了，她老人家也该享享清福了；再说，过几年就是她老人家的六十大寿，大寿庆典得有个合适的地方，现在也该操办了。
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光绪奉了慈禧的旨意，陪着太后临幸颐和园，阅视神机营水陆各操，表彰奖励了醇亲王、庆亲王和有关人员。
这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内有大泊湖，乾隆修园时整理扩大，改名为昆明湖。汉代长安有神池，据说是尧治水时停船的地方，汉武帝要灭南越的昆明国，便模仿滇池将它开凿为昆明池以习水战。乾隆这位“十全老人”也搞了个昆明湖，并在这里设战船，教练香山健锐营水战，每年夏天举行水操。很明显，他老人家不仅是自命为汉武再世，而且是直踵尧舜。后来清漪园和圆明园同时被英法联军毁坏，水操自然也就停了。直到光绪十三年，突然恢复，并且开设了武备学堂，现在慈禧又在光绪的陪同下亲自来观操，其中的奥妙，就是把颐和园和海军捆绑在一起了。
兴修颐和园，是晚清的一大公案。宫廷里搞大工程，正是内务府官员们发大财的极好时机，一有机会，免不了就有人在太后、皇帝耳朵边吹风，投其所好，要建园子。同治七年，与太平军作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就有人上奏折要修圆明园。同治十三年，刚刚亲政的少年皇帝，很不懂事而又异常任性，为了修园子和恭亲王大干了一场，一赌气，“这个位子让给你如何”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直闹到要把联名上奏的三位亲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教他的老师统统革职。后来恭亲王被慈禧赶回去抱孙子，在这些事情上不讨她喜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至于那位以理财著称的军机大臣阎敬铭，一度颇为慈禧赏识，甚至在不经意间被呼之为“丹翁”，但后来竟被迫称病辞职。当时都认为是他把国家的钱袋子捂得太紧了，慈禧才不给他好脸色看。
圆明园修不成，就修“三海”；修了“三海”，还是要修圆明园；后来又说清漪园的地点、风景好，损坏也较小，不如修清漪园。
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现在西苑工程将次告竣，谨择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鸾舆驻跸。”谕旨的主题却是正式宣布颐和园兴工并改名。
这道谕旨是以光绪的名义下的，说是自同治以来，太后十分辛苦，起码的颐养都没有，自己寝食难安。考虑到西苑离宫廷很近，康熙爷住过，稍加修理，可以养性怡情。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爷侍奉他母亲孝圣宪皇后、三次为她祝寿的地方，按照先代的榜样，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殿宇酌量情况修理一下，平时太后可以去住，每逢大庆，我就带领群臣在这里祝寿。经过再三请求，太后才应允。她老人家在谕旨中说：
自垂帘听政以后，夙夜祇惧，如临渊谷。今虽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无时稍弛。第念……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料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但外间传闻不悉，或竟疑圆明园工程亦由此陆续兴办……深宫隐愿所存，岂在游观末节，想天下亦应共谅。惟念皇帝春秋鼎盛，此后顺亲之大，尤在勤政典学，克己爱民，不可一意奉亲，转开逸游宴乐之渐。至中外大小臣工，尤宜忠勤共励，力戒因循浮靡积习，冀臻上理，庶不致负深宫殷殷求治之意。实所厚望。
这道谕旨的生花妙笔真值得后代作官样文章的人好好学一学。把修建颐和园完全归结为光绪要尽孝道，又拉出康熙、乾隆作榜样，然后慈禧再正气凛然地训诫一番，说什么这是关系到皇帝尽孝道，不能不接受。况且工料钱都是节约下来的，没有动户部的正常经费，对国家财政不会有什么影响。她的心思不会放在游玩这些小事上，天下的臣民应该都清楚。皇帝的孝心，要用在勤政爱民上，不要老想着侍奉母亲，滋长了享乐的风气。俨然是克己爱民、母慈子孝。如此一唱一和，装模作样，无非是要纸糊一具挡箭牌，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其实早在光绪十一年，新设立海军衙门的时候，奕譞被慈禧钦命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就接受了修园子这份差使。慈禧之所以要换马，不用老六而用老七，不仅是看中了奕譞的平庸胆小，更是死死掐住了他的命门：处在当今皇帝生父这个极为尴尬的地位，要想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就必须俯首帖耳地听从她的摆布。过去说起修园子，恭王提高嗓门答应一声“喳！”便没了下文，现在就该醇王坐蜡了。
翁同龢日记在光绪十二年十月廿四日有如下记载：
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渤海，寿山换滦阳也。
庆邸是庆王奕劻，朴庵是醇王奕譞的号。颐和园中有昆明湖、万寿山，这里的“昆明”、“寿山”是代指颐和园；“渤海”暗指北洋海军，“滦阳”指热河行宫即今承德避暑山庄。奕譞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要人们谅解呢？原来慈禧打算要重修热河的行宫，好不容易才做通工作，同意了以修颐和园来代替；建北洋海军的费用也将移来修颐和园。
颐和园究竟占用了多少海军军费，有人说是一千多万，有的说是三千多万，甚至有人说整个工程花了八千万，这笔糊涂账可能永远也算不清了，因为当时就是暗箱操作。在翁同龢写下上面这篇日记的一个多月后，奕譞写信给李鸿章说，他主管的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筹措到220万两银子，已经从中提取了70万两修园，现在请李鸿章想办法再借75万两的外债供修园用，名义“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但他又加借了22.7万两留作北洋自用。光绪十五年慈禧归政后，工程加紧进行，这年的十一月奕譞又给李鸿章写信，要他向南方几个省的总督、巡抚们筹款200万，存入天津洋行，用它的利息来修园子。
一面在皇皇上谕中宣称“工料所需，悉出节省羡余”，一面就向满洲贵族和地方官伸手，要他们捐献。早在光绪十一年，慈禧先从四大富裕满族贵族开刀，要他们和另外几家捐24万两。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说，单是从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零星书信中查到的便有：江苏、江宁、两淮捐献70万两，江西10万两，直隶、四川各20万两，两广100万两，招商局10万两，加起来就超过了230万两。
为了筹措修园子的经费，从光绪十二年起设立海防捐，以兴建海军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鼓励官员“报效”，只要交了银子，革职的可以复职，官小的可以晋升。一个“革职永不叙用”的湖北候补道杨宗濂，经李鸿章指点，报效了二万两，换来的是复官并交北洋委用；当时的行情是一个郎中报效五千两可以晋升为主事，一个主事报效五千两可以外放为道员。这样一来，国家的用人、官吏的奖惩升降就谈不上什么“制度”了。做官就好比是做生意，投了资自然要将本求利，努力设法加倍地赚回来，官场腐败每下愈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谓的兴办海军，所谓的海军衙门，由慈禧主使，由奕譞和李鸿章通同作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就如此这般地蜕化成为一种骗局。
从另一角度来看，奕譞和光绪如此千方百计地修园子，实质上未尝不是一种赎买，对于老佛爷“归政”的赎买，表现孝心，表现恭顺和忠诚，讨得老佛爷的欢心，以此来换取光绪地位的巩固和平安。然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要整个国家和民族来承担，他们正把大清帝国推向一场新的灾难。
“以昆明易渤海”的直接结果是：从光绪十五年起，北洋海军再没有增加舰船炮火，下一年朝廷正式决定“停购船械”。在五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就靠了此时已经拥有的2 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 艘炮艇和6 艘鱼雷艇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作周旋。
1889年，大清帝国的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的道路上，已经跨过了二十年的旅程，不仅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正在完成从一个贫弱小国向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的转变，正在由一个西方列强的打击对象奋力地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虎视眈眈地等待时机向中国进一步扩张。
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为了弥补地理环境、物质资源和资本的不足，就以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对象就是朝鲜和中国。
1869年，即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就挑起事端，鼓吹征韩。
1870年，明治政府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清政府像对待西方列强一样与之签订条约。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借口两年前曾有遭遇风浪漂流到台湾的五十多名琉球船员被高山族人杀害，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琉球虽然实际上受日本控制，但仍是向大清帝国朝贡的藩属，清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台湾、琉球“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何预贵国事？”1874年4月，日本悍然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派出三千人进攻台湾。后来经过英国公使等所谓的调停，清廷不仅事实上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国，而且给日本赔款白银50万两。
日本第一次对中国小试牛刀便尝到了甜头。这只是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强对外实行扩张的开始。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华思潮日益嚣张，如江藤新平提出《支那南北两分论》，阴谋伙同俄国瓜分中国：
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方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三十年为期，在支那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又如副岛种臣提出《大陆经略论》(又称《大陆进出意见》)，强调指出：
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
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在国内又掀起一股反华浪潮。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率先“主张立即对清开战”，并鼓吹要准备天皇御驾亲征。此后日本更加紧了对大陆作战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多种大陆作战方案，其中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草拟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割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
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它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若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转引自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新华文摘》2004年第17期)
在此期间，日本瞄准中国加紧扩军备战。据西方的统计，它的海军战舰在1880年还只有15 000吨，到了1890年已经发展为41 000吨，是十年前的2.74倍；1900年跃至187 000吨，更是十年前的4.5倍多，超过了奥匈帝国，位居世界第七(〔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中日两国不同的决策取向，决定了各自国家的命运。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求和，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吞并朝鲜，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自此，中日之间的国际地位及其形势完成了一个大逆转。
这种逆转也反映在两国的钢铁工业上。此次中国的全部赔款折合日元三亿六千万，是日本国家年预算的五六倍，因此日本的工业得以大幅度的发展，才有六年后八幡制铁所的投产；而汉阳铁厂建成之日，正是慈禧寿庆、铁路停办、甲午战败之时，因国家难以支持，陷入了资金危机，难以为继。
光绪十五年，开始亲政的皇帝，还处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实习阶段，小心翼翼地看着慈禧的眼色行事；他的改革激情还要等待时日，还要等待甲午战争的惨败去刺激，才会强烈地迸发出来。名义上归政了的老佛爷，每天悠闲地在中南海坐上西苑铁路的小火车，让小太监们拉着，在这座游动的宫殿里赏心悦目地浏览御苑的风光，然后到北海下车去吃午饭。但是，她的脑子里却始终在绷紧着一根弦，乾清宫养心殿里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角余光笼罩之中。
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两代决策者，对于国家的处境都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对于来自东邻日益严峻的威胁也都缺乏应有的警觉，或是尚未具备治国的宏观思维能力，或是根本没有萌生这种意识，都还不可能把国家的现代化、把改革纳入他们主动思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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