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生产
张之洞：“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铁矿石在美国是怎样变成钢轨的？/山西凤台县的冶铁作坊/手工生产方式遇到了舶来品/中国古代冶铁业的辉煌/洋务运动搞的是无米之炊/青溪铁厂之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外不同，古今形势截然相反。
大量金属文物的分析和史料表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自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工艺体系，它大致形成于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或稍晚一点的期间，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钢铁工业突飞猛进，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张之洞筹建汉阳铁厂的时候，西方的钢铁生产已经实现了大规模、连续的、自动化生产，而中国尚停留在手工作坊、小土炉的时代。
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办了许多军工企业，却搞的是无米之炊，作为工业体系基础和支柱的钢铁工业依然是一片空白。
光绪十五年八月廿六日，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上了一道奏折要求筹办炼铁厂。他忧心忡忡地报告了广东省近年来铁货进出口的情况：每年“洋铁”从廉州、琼州、佛山、广州、汕头进口的共约一千三四百万斤，而出口的都是一些“粗贱之物”，而且形势越来越不妙。数量最多的是铁锅，从佛山、汕头出口，销到新加坡、新旧金山等处，约八九万口，还有从廉州出口到越南的约四万余口。此外，就是铁锤，运往澳门等地，每年约五六万斤；铁线早几年销到越南的约十余万斤，近来因为越南的关税太苛刻，已经停止出口了。
广东是如此，全国又如何呢？
查光绪十二年贸易总册所载，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熟铁、钢料等类，共一百一十余万担，铁针一百八十余万密力。每一密力为一千针，合共铁价、针价约值银二百四十余万两，而中国各省之出口者，铜、铁、锡并计，只一万四千六百数十担，约值银一十一万八千余两，不及进口二十分之一。至十三年贸易总册，洋铁、洋针进口值银至二百八十余万两，而此两年竟无出口之铁，则是土铁之行销日少；再过数年，其情形岂可复问？
形势之严峻、心情之沉重，溢于言表。
决定市场销售情况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这一点，张之洞也看得很清楚：
查洋铁畅销之故，因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炼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筹设炼铁厂折》)
光绪十五年，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固然不可以道里计，而作为重工业的基础和整个工业的支柱的钢铁工业差距则更为巨大，不啻是天壤之别。
1770年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最先发展的是棉纺织业。新的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大量使用，需要大量增加钢铁和煤的供应，促进了采矿和冶金工业的一系列改进：早先熔炼铁矿石是使用树木烧制成的木炭，森林的大量消耗迫使人们去寻求新的能源。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可以变成焦炭，不仅和木炭一样有效，而且价格还便宜得多。后来，达比的儿子研制了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进而制成了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用一个金属汽缸中装有四个活塞的泵，代替了达比用皮革和木头做的风箱。1784年，亨利·科特发明了“搅炼”法，把熔融的生铁放在反射炉里，通过搅拌，使环流其中的氧除去碳和杂质，生产出比生铁更有韧性的熟铁。1856年8月4日，贝色麦在英国协会宣读了一篇论文：《不用燃料生产可锻铁和钢》，发明了把冷空气吹进熔融的铁水生产低碳钢的方法，这种转炉炼钢法相比搅拌法大为提高了炼钢的速度，又适宜大规模生产，质量既稳定，价格也更便宜。经过工业革命以后90年的发展，到1860年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英国的铁产量已经达到了380万吨；而到1890年张之洞开始动工建设汉阳铁厂的时候，英国的铁产量已经跃升到800万吨、钢产量达到530万吨。与此同时，美国的铁产量超过英国，达到1 010万吨，钢产量则紧随其后，达到470万吨；德国的铁产量和钢产量也分别达到470万吨和320万吨。
美国钢铁工业突飞猛进，得力于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自动化生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经这样描述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美国铁矿石是怎样变成钢轨的：
钢铁工业在一个巨大的地区范围里发展了这种……连续生产……。铁矿石来源于梅萨比岭。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比或苏比利尔，然后进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在伊利湖港，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部，将它们倒入炉内。于是，高炉开始生产。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移到混铁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接着，平炉开始出钢，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轧制时。传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断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的钢轨。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电动起重机、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为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种机械化大生产的经济意义：
从苏比利尔湖开采两磅矿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这一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1870年，一个名叫李德霍芬的德国人，在中国的山西省凤台县(今晋城县)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山西是清代中国北方主要的产铁区，有记载说在道光年间，仅晋城就有生铁炉千余座、熟铁炉百余座，光绪时因不敌洋铁而萧条。李希霍芬游历到这里时，看到“河谷里到处都是很大的矿渣堆，大道穿行其间往往绵亘若干里，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久已结束的厂子的”。这里的冶铁作坊不过是一片由山坡平整而成的平场，山坡上挖了几个土窑洞，整个厂子建成所用的投资很少，一般只要100马克就可以开办。这里不是用高炉，而是以耐火土制成的坩埚炼铁。它高约2英尺左右，直径6英寸。一个厂大约有这样的坩埚150来个。烧炼时，拉风箱需二至四人，一个作坊所需的工人不过是十至二十人。一般由“许多人合资来经营，并且是亲自担任劳动的主要部分”。
这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手工作坊的巨大差别，也是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巨大差别。
直到此时，中国的冶铁业仍然是明代和清前期手工生产方式的延续。
明代以前，冶铁业实行官营，官府严格控制，不许民间私自采炼。明洪武二十八年下令罢停各处官矿，允许民间经营，采矿冶铁业得以顺利发展。清人入关后，一度对矿山封禁，而实际上民间私自开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严禁出洋。雍正十年七月庚戌上谕说：
楚南所属地方，山岭重复，产铁之处甚广，采取最易。凡农民耕凿器具与穷黎之衣食，皆借资于此。虽历来饬禁，而刨挖难以杜绝，但废铁出洋，例有严禁。……外来射利商贩，每于就近设炉锤炼，运赴湖北汉口发卖，或汉口转运两江递贩，以至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渐。……务期民用有资，而弊端可杜，庶公私两有稗益。
有的书上说，清乾隆八年，铁矿全面开放，冶铁业由此取得合法地位。从《清实录》中的零星记载来看，实际上似乎是时开时禁，仍由地方分别奏请批准。乾隆十一年六月乙酉户部议准浙江巡抚常安疏称：“云和县向有产铁砂坑，……但开采日久，或致藏奸，现饬封禁。”十六年十二月壬寅湖广总督阿里衮疏称“湖北横碛、汉洋二处铁矿砂炭已尽，应即封闭”，都经乾隆皇帝同意。二十九年五月四川总督阿尔泰连续两次上奏，分别请求开采屏山县李村、石堰、凤村三处铁矿和该县利店、茨藜、荣丁三处铁矿，也都经乾隆批准。
清代产铁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陕西、山西等省；炼钢业比较著名的地方有安徽芜湖、湖南邵阳、湘潭等地。当时的生产规模，四川总督阿尔泰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的奏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
宜宾县铁矿，试采有效，应设炉二座。每炉夫九名，每日每名可获砂十斤，煎铁三斤。除夏秋雨水浸硐不能开采外，春冬二季，可获煎生铁九千九百二十斤。
另据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丙寅，前署四川总督保宁的奏折，当时的税收和折价是：
照十分抽二例，抽税一千九百四十四斤，每斤变价银二分，共银三十八两八钱八分。
在生产技术上，此时的冶铁业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采矿仍然是用铁锤、钢凿等手工工具；冶炼的炉子，也仍然是沿用明末类似如《天工开物》中描绘的那种型制：
凡铁炉用盐做造，和泥砌成。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塑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盐泥有罅，尽弃全功。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每时出铁一陀。既出叉泥塞，鼓风再熔。
在生产组织上，许多地方，包括一些大的产铁区，采矿还处于分散的状态，由单个农民家庭进行。据湖南《辰溪县志》记载，那里山多田少，无田可耕的贫民很多，他们在农忙时为人雇工，到了秋后，就靠开采铁矿来养活自己，全县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农民挖的矿土，经过淘洗，成为矿砂，然后卖给矿贩子或炉主。炼铁生产处于季节性的状态。辰溪的炼铁作坊有客厂、乡厂之分：乡厂往往是本地的土著几个人共同修筑一个炼炉，各家都拥有一些矿砂、木炭，轮流用这个炉子来炼铁；各家的矿砂都不多，生产的时间也就都不长。客厂则是外来的商人一人独资或几人合伙，先期收购了矿砂、木炭，装运到临河便于开设炉墩的地方，每年秋凉后开炉，一直生产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生产出来的生铁装船沿河运到汉口，或由汉口转运到江浙发卖。
广东、山西、福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采冶合一的综合性的矿厂，实行采矿、烧炭、冶铁甚至制铁一条龙生产。到了清代，这种矿厂在一些地方继续发展，嘉庆、道光年间，陕西南部山区的铁厂多是这种综合性的，《三省边防备览》引用的一首诗作了很明白的描述：
当其开采时，颇与蜀黔异。红山凿矿石，块磊小坡岿。黑山储薪炭，纵横排雁翅。洪炉两三丈，杰然立屃赑。风箱推连宵，烛天红光炽。高匠看火色，渣倾液流地。生板堆如屋，范模成农器。……一厂指屡千，人皆不耕食，蚩蚩无业氓，力作饱朝糦。
诗人告诉我们，这里的生产方式与四川、贵州不一样，包括了红山开矿、黑山烧炭、铸造农具等各个环节；它是用两三丈高的炼铁炉日夜不停地生产；已经出现了脱离农业生产以从事冶炼为生的工人，有的还是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高匠”。这种综合性的炉厂，总体上是常年开工生产的，已经不再是季节性的了。实际上，除了看炉炼铁的技术工人外，还有更多的人从事挖矿、烧炭和运输等。保证一个炉座的正常生产，通常需要一二百人，如果几个炉子同时开工，合计人数就可能要上千了。其中，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流动的；在劳动报酬上，有的是计件，有的是计时。从资金上看，有的投资高达万元，大多是独资经营，投资者都是资本雄厚的商人。这类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劳动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的冶铁业在生产规模、产量、内部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这种生长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国门后，遭到了长驱直入的舶来品的无情摧残。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从113 441担增加到1 185 411担，增加了10倍。它的价格低廉，“平均每担二两五钱”，“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它不仅便宜，而且质量纯正，形式大小合适，便于加工，用起来省时省力，用它制造铁器的成本要低得多。贵且费工的土铁，一旦在市场上遇到了贱而省工的洋铁，竞争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手工生产的炼铁作坊就难以逃脱倒闭的命运了。山西、湖南、广东等一些著名的冶铁地区纷纷遭到重创。从前山西铁畅销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此时只剩下北方少数市场；山东省历来使用山西泽州的铁，到了1869年几乎全部被洋铁所代替。广东佛山镇的铁砖行，“前有十数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业此者矣！”湖南的土铁，过去江浙各省都仰赖它供应，自洋铁闯入后，“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芜湖钢为旧日驰名产物，咸丰后尚存14家，均极丰厚。自洋铁入口，渐就消灭。”
与晚清时冶铁业处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冶铁技术曾经光芒万丈的辉煌历史。
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认识了铁。1972年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钺，上面镶有铁刃，经科学鉴定，证明铁刃是用从宇宙天体中坠地的铁质陨石锻成，然后嵌镶到铜钺中去的。
目前发现的最早人工冶炼的铁器，有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铁条和铁丸。经鉴定，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成，铁丸是白口生铁铸造的。这两件春秋晚期的遗物表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掌握了冶铁技术。从冶金史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生铁与块炼铁的同时出现，而国外从块炼铁到生铁器物的应用，其间经历了两千多年。欧洲一直到14世纪才成功地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一千九百多年。
我国古代炼铁炉型经历了由小到大、又由大适当变小的辩证发展过程。我国用煤作冶金燃料大体始于魏晋时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引《释氏西域记》，是我国用煤炼铁最早的明确记载：
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见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十六国之用。
焦炭在古代称为“礁”、“熟炭”等，至少在明代已用作冶金燃料，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有炼焦和用焦炼铁的记载：
煤则多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
欧洲最早用煤炼铁是在18世纪，随后才开始炼焦和使用焦炭炼铁。我国是最早用煤和焦炭的国家之一，用煤和焦炭炼铁也早于欧洲。
在鼓风技术上，元代王桢在《农书》中记载了木风箱的应用，比欧洲早500—600年；明代末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活塞式鼓风器比欧洲早100多年。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钢的国家之一。文物和文献都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我国春秋晚期已开始掌握炼钢技术，到战国时期广泛应用于制造兵器和工具。最原始的炼钢法是用块炼铁为原料，在炭火中加热渗碳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又先后创造了多种炼钢工艺，其中，百炼钢萌芽于西汉中期，东汉早期得到发展；炒钢可能产生于两汉之际；铸铁脱碳钢至迟在西汉开始发展，汉魏间已经相当广泛应用；灌钢则在南北朝时开始有明确的记载。
大量金属文物的分析和史料表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自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工艺体系，它大致形成于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或稍晚一点的期间，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钢铁工业突飞猛进，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国生铁发明早、应用广，是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生铁不仅可以用于炼钢，而且可以直接铸造机器，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在现代机器制造业中，使用的金属若按重量计算，生铁铸件在农业机械中占40%~60%，在汽车、拖拉机部件中约占50%~70%，在机床部件中约占60%~90%，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生铁应用的广泛和重要。然而，在中国古代，给冶铁业提供的历史舞台，却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是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服务，除了制作兵器外，主要用途是铸造农具和手工工具，如锄头、镰刀、犁、斧头、锯子、铲，等等。同时我们还发现，处于同样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机械，动力机械如风车、水排、翻车等，工作机械如纺车、织布机等，只是适应家庭或手工作坊的需要，长期停留在以木质为主的手工制作阶段，因而冶铁业与机械制造不能结合起来、互相推动，现代机器制造业迟迟得不到发展，既限制了生铁的广泛应用，冶铁业的发展也失去了动力。
中国古代冶铁业服务于封建社会的需要，受到封建社会结构的制约，而西方钢铁工业的兴起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相伴随的，资本主义为冶金科技发展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条件，也为它的应用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的需要，而近代欧洲科学领域继承了希腊数学遗产，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近代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相互加速，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明清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实行严密的控制，扼杀思想自由，而西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科学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作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西方钢铁工业的先进，本质上是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先进；中国冶铁业从领先于世界到衰落，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长期停滞。在生产方式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难以得到普遍的应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搞了30年的洋务，造了30年的枪炮船舰，一直到光绪十五年，都还是搞的无米之炊。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建立起来了，军事工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现代钢铁工业却还是一片空白。这种窘境，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刘麒祥在光绪十六年九月要求“购机器试炼钢料”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白：
惟造炮所需之钢料、钢弹，造枪所需之钢管，必须购自外洋，其价值运费已不合算，且平时购运往来虽尚称便，诚恐一旦海上有事，海程梗阻，则轮船不能抵埠，而内地又无处采买，势必停工待料，贻误军需，关系实非浅鲜。
这个道理，精明如李鸿章者，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早就极其精辟地强调了：“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早在同治年间，他就在磁州筹办煤铁矿，无奈反复派人勘察，都认为矿产不旺，又离河太远，运输不便，不得不半途中止。光绪初年，他又派了盛宣怀到湖北创办了开采煤铁总局，忙碌了两三年，也没有一个结果。这一时期还派了唐廷枢去滦州开平镇查勘煤铁，带回矿样送到英国化验后，于光绪三年决定招商集股开采，后来据李鸿章说是“招股骤难足额，熔铁炉厂成本过巨，非精于铁工者，不能位置合宜，遂先专力煤矿，采煤既有成效，则炼铁可续筹也”。这个煤矿便是大名鼎鼎的开平煤矿，而开平的铁矿开采却再也没有下文。稍后的江苏利国驿矿开始筹划于1882年，也是宣称同时开发煤铁两矿，后受中法战争和上海金融风潮影响股金缴纳不足。由于钢铁工业建设周期比采煤更长，设备、技术要求更高，资金投入量更大，利国驿矿务局作出了与开平煤矿同样的选择：先行开发煤矿，暂停铁矿。实际结果是煤矿长期经营不善，更顾不上铁矿了。
光绪六年十二月李鸿章为争取兴办铁路呈报了《妥议铁路事宜折》，文章的最后他特地加上一笔：
中国既造铁路，必须自开煤铁，庶免厚费漏于外洋。山西泽潞一带，煤铁矿产甚富，苦无殷商以巨本经理。若铁路既有开办之资，可于此中腾出十分之一，仿用机器洋法开采煤铁。即以所得专供铁路之用，是矿务因铁路而益旺，铁路因矿务而益修。二者又相济为功矣。
道理是说得不错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真有人要办，他的调子就变了。光绪九年秋天，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有意于开矿炼铁，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于九月十二日回信道：
另询铁矿一节，晋矿甲于天下，惟土法不精，远道多阻，是以远商裹足。前商局议用机器，开铁路，即如尊旨，由平定至小范四百余里，凿山架桥，连开矿工本，计需千万以外。华商断无此财力，若借洋债,更骇听闻。近因法越事久不定，谣惑甚多，沪粤市面大坏，殷商歇业，集股无资。唐景星今春往西洋采探矿务、商务，约岁杪乃回。俟与筹商，或令开平矿师就近赴晋勘视，禀请示遵。铸铁机器锅炉均极笨重，似不得过四天门，至熔炼成钢，陆运出境尚可将就，但恐先不能仿洋法烹炼耳。敢贡所知，以备决择。
在这里，他首先考虑的是资金问题，中国商人没有这样雄厚的资本，集股也有困难。信中只谈到商办，未涉及官办，显然是认为无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拿不出这样大的一笔钱来。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庞大沉重的冶炼设备无法通过崎岖不平的山路。也就是说，在李鸿章看来，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采用机器炼铁的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后来在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过程中，李鸿章一再当面给张泼冷水，背地里准备看张的笑话。
在中国近代，第一个创办现代钢铁企业的，既不是李鸿章，也不是张之洞，而是贵州巡抚潘霨和他的弟弟候选道潘露。后者曾经在左宗棠、曾国荃手下办理过上海、金陵制造局。
光绪十三年夏天，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贵州机器矿务总局“招商集股、开办矿务”的公告。宣称经过朝廷批准，决定在贵州思南府青溪县城外对河购机设厂，先办铁矿。计划规模为“一炉所炼，日夜出铁约300余担”，预计投资约30万两。拟招3 000股，每股100两，合计30万两。据薛福成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记记载，青溪铁矿向英国谛塞德公司订购全副熔铁炉计英金6 835镑，订炼贝色麻钢炉计1 927镑，轧造钢铁条板机床计1 475镑，又订轧造钢铁条板所用汽机等件计2 373镑，总共12 000余镑。
自光绪十二年上奏朝廷起，经过前后五个年头的惨淡经营，青溪铁厂于光绪十六年六月一日开炉。据潘霨向朝廷报告，这时它“每日夜应出生铁二十五吨。炼钢现有别色麻炉两座，每两刻能炼钢一吨。炼熟铁炉设有八座。轧条机现备十三副……”
不料，事出意外，一个半月后，“总理江南制造局兼办贵州机器矿务”的潘露突然死亡，潘霨报告朝廷，暂行停工。
青溪铁厂的失败与潘露的死，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团历史的迷雾。
据八月初三潘霨向朝廷报告的正式说法是：
忽据青溪局委员候补通判徐庆沅禀称：臣弟潘露心力交瘁，竟于七月十六日积劳病故，……无奈欲仍开大炉而无人督理，终失机宜；欲承领洋款，而无力担当，恐伤信义。再三思维，惟有退还洋款，暂行停工。
字里行间，似乎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之处：虽然定性是“积劳病故”，但未说明是何病症；根据情势推断，似乎是突然死亡，而不像是久治不愈；何以潘露一死就立即树倒猴狲散，便匆匆忙忙作出了停工并退还洋款的决定？
当时张之洞听到的传闻却是“闻青溪厂炉塞停工”，好像是出了生产事故。潘霨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回电澄清：“胞弟露积劳身故，大炉无恙。黔无妥员接手。”但光绪十九年张之洞在一份谈到汉阳铁厂经营情况的奏折中再次提到：“……若煤质稍杂，洗炼配合稍不得法，即至炉灰壅塞风眼，铁汁不能下注，凝堵炉门，全炉损坏，贵州青谿铁炉覆辙可鉴。”
又，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的《益闻录》报道：青溪铁矿“近以销售路远，资本回收多所周折，因之迟滞”。
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开矿(下)”里却说它：“初用小炉试办，颇获利润；及用大炉，诸多窒碍。”这里的“小炉”是指土法；“大炉”是指洋法。什么窒碍？他没有细说。
说得较为明确的是丁文江的《中国矿业史略》：“旋以厂之附近无煤可供采炼，焦炭需采于湾水，距厂数百里，价值太昂。故虽先后派有总办，用款三十余万两，始终未能开厂，至光绪十九年，完全停办。”
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说法是：由于用人不善，督察不力，数十万两官费亏空殆尽，总办畏罪吞金自杀！
无论真相如何，青溪铁厂终究是夭折了。它预示着在中国开创现代钢铁企业将面临难以预测的惊涛骇浪，也预示着这一历史使命还要选择新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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