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遇之恩/立嗣风波/为东乡案平反/修改条约，严惩崇厚/清流主将/庚辰午门案/治晋兴革/南疆抗法/转向洋务/紧急关头，慈禧最信任的人并非张之洞
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
《金銮琐记》中的这首诗，是高树追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张之洞入京，在颐和园觐见慈禧的情景。据在场的太监说，慈禧一见张之洞，便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张之洞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两人始终说不出一句话。
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高树：《金銮琐记》)
看这光景，颇有些像是遭遇了大变故、心中有大委屈的老太太见了娘家亲人的模样。有关慈禧的故事中，这大概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一幕。这位当时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手握国柄、唯我独尊了一辈子，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进京这场大劫乱，仓皇流亡长达一年半，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回到紫禁城，惊魂甫定，陡然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一个人，这个人勾起了她对四十年前执政初期辉煌的回忆，勾起了她颠沛流离时内心经历的种种惊恐、失落和屈辱，也触发了她四十年来国事家事种种挫折留在内心深处的伤痛。无可倾诉的长期抑制的情感积淀，突然遇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于是便有了这君臣相对、涕泣横流的一哭。
这位老太太是权力和威严的化身，轻易不假人以颜色。能够成为激发她感情的触媒，成为她宣泄感情的对象，一定是在她的意识里感到亲近的人、可信的人，是能够理解她并与之共鸣的人。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即公元1835年；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只比慈禧小两岁。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六岁的慈禧发动政变，开始实行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正式走上了政治历史舞台；过了一年多，同治二年春，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参加殿试金榜题名，中了“探花”，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撒手人寰，终结了她的长达四十七年的权力之旅；十个月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秋风摇曳中，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溘然长逝。
张之洞的政治生涯始终追随着慈禧，基本是与慈禧相始终。
张之洞可以算得是慈禧太后的得意门生。
科举时代非常重视师生关系。这里说的师生关系，不是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关系，而是科举考试时的主考、考官和门生的关系。一个秀才，通过三年一次的省级“乡试”，中了举人，主考官就是他的“座师”，负责阅卷、推荐试卷的是“房师”，其他的考官也都是“受知师”；而被录取的举人，就是考官们的“门生”。在清代，到大省去担任主考的都是二三品的大员，一般的考官，不是前程远大的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便是内阁中书、各部的主事这些实力派。至于在京城举行的更高一级的“会试”，阅卷大臣的品级和职务就更加煊赫了。一个读书人一旦中了举人或进士，立即便有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关系网在等待着他。
清朝会试发榜后，照例由皇帝亲自担任主考，举行殿试。阅卷大臣们从中选出前十名，将卷子送给皇帝，由皇帝来亲自评定等级和次序，其中的一甲前三名，便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张之洞中了探花，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天子门生”；但此时的天子还年幼无知，实际上是由慈禧做主，所以说张之洞可以算得是皇太后的门生。特别是张之洞的这名“探花”来之不易，是在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由慈禧力排众议，将他的名次大为提前的。这对于张之洞来说，就是有了“知遇之恩”；而在慈禧这方面，也免不了要另眼相看，把他划进“我的人”的圈子里。
原来殿试的“对策”，要求对朝廷求才、纳言、吏治等方面的政策和执行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本是官样文章，在试卷上写一些官话和套话也就是了。不想张之洞却动了真格，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对时政的真实看法，对科举、捐纳等一些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今世士人，殚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致治戡乱之略哉？至于捐纳杂流，究其贻患甚于加赋，其害人人能言，其弊未可以卒革者，不过曰军饷所出耳。臣窃以为民穷财尽，来者益稀，徒受鬻爵之名，并无富国之实……
张之洞的这份试卷，“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在阅卷大臣中引起了争议，大多数人认为只能录取在三甲的最后，只有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宝鋆十分赏识，主张取在二甲的第一名。
慈禧毫不理会大多数阅卷大臣的意见，比宝鋆更进一步，将张之洞提拔进入了三鼎甲的行列。这对张之洞后来的发展关系极大：在一般情况下，三甲的进士，选不中庶吉士便只能分到各省、部候补，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补上一名知县或主事；而中了探花，不仅名满天下，而且照例是任翰林院的编修，将来有很多机会接近慈禧和中枢的决策，为他进入上层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而慈禧这一行动的意义，除了表示对张之洞的赏识外，也可以看做是这位初握权柄的年轻的统治者的一种施政的姿态：一种励精图治、革除弊政、整顿吏治的姿态；一种开放言路，表示愿意听真话、愿意让人家说话的姿态。这是封建社会里每一个英明的君主或是想博得英明名声的君主都应当有的姿态。
张之洞是咸丰二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的举人。当时他只有十五岁，又是一举夺得解元(第一名举人)，一时名噪京华。由此到中进士却经过了十一年的时间。据张之万的孙子张达骧在《张之洞事迹述闻》中说，“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之万奉差河南查办事件。临行之前，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询问说：你的弟弟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文史资料精选》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2页)如果这个说法可靠，那么慈禧早就关注着张之洞了。
对于慈禧的知遇之恩，张之洞至死犹念念不已，在他临终之前亲自口授的“遗折”中还说：
伏念臣秉性愚庸，毫无学术，遭逢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
光绪五年，在张之洞的仕途中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年的三月，安葬同治和他的皇后时，慈禧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这给张之洞带来了一个感恩效忠和表现的机会。
原来有个吏部主事名叫吴可读的，参加葬礼后，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服毒自杀了。留下了一份遗疏，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同治死后，只为咸丰过继了一个儿子，——实际上是慈禧为自己过继了一个幼儿做儿子，以便继续垂帘听政——却不为同治过继儿子。要求太后作出决定，宣布将来帝位仍然归还给同治的继子。所谓“一误再误”云云，明显是反对慈禧立光绪作皇帝，但是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便退一步来为同治的继子争将来的皇位，极力维护刚下葬的同治的正统地位。
正在垂帘听政的慈禧是同治的生母，吴可读之死既是对她当初做主立光绪为帝、违反“以子传子”祖制的强烈抗议；也是对她一心贪恋国柄、全无母子之情的无情揭露。自己的儿子死了五年，按封建宗法制度看来如此至关紧要的后事，现在却由一个小小的主事提了出来，而且人家连命也不要了以死相争，这就让慈禧十分被动地处于尴尬的境地。面对此事，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大发雷霆、兴师问罪，便含糊其辞地下了一道旨意，说是当初就已经宣布过，将来光绪生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作后代，和这次吴可读的要求是一个意思；并将吴可读的遗疏发给王公大臣们，要他们商议个妥善的意见。
王公大臣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为了防止皇子们谋夺皇位，雍正七年就明文规定，今后不许再立太子。如果光绪生了儿子，确定他过继给同治，将来继承皇位，实际上就是立太子。他们认为要不要立太子、由谁来继承皇位，都不是臣子们应该议论的。最后的结论也是含糊其辞地附和太后的意见，认为吴可读的要求不必考虑。
会后，几位饱读孔孟之书的老臣礼部尚书徐桐、刑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人觉得不妥，又联名上了一个折子：为了让天下的臣民都了解太后的心意，最好是公开宣布，将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谁就是承继同治的后代。这个折子很简明扼要，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却没有展开论述。
真正把这个问题论述透彻、使之圆满解决的是张之洞。在洋洋洒洒近三千字的长篇奏折中，他根据太后已经宣布了的“继嗣”，针对吴可读至死纠缠不休的“继统”，开宗明义便抓住“继嗣就是继统”来立论，反复阐明“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缵承大统而言”，“故继嗣与继统毫无分别”，为慈禧堵塞了漏洞。对于吴可读的遗折，他认为是“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也就是不该操心的瞎操心；该操心的却又没有操心，完全不在点子上。他认为如果只是肤浅地为同治作想，光绪生了皇子就明确为同治的继承人，势必形成预立太子的局面，隐伏下日后政局纷争的无穷后患。真正为同治着想，同时也是考虑社稷的安危，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将来不必匆忙地在光绪的儿子中指定谁继承同治，等到选中了谁继承皇位，谁就是过继给同治的后代。在依据儒家礼制和《春秋》等经典从理论上剖析后，他又大胆地指出“承继承统之说，不过于礼制典册中存此数字空文”，更重要的是“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
张之洞的奏折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思虑周详，论述精辟，办法切实可行，既符合儒家伦理，又遵循了清朝的家法，合情合理，显示了他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才能，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务实文风被舆论称之为“卓然开风气之先”。
我们可以想象，慈禧读到这篇奏折，大概会觉得是“深得我心”，说出了她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如释重负。在采纳他的意见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张之洞另眼相看，“恩宠眷顾”。
光绪五年，张之洞还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平反了四川东乡县的冤案。
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各地横征暴敛，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四川的东乡，本来就地瘠民贫，是个贫困县，当时各种捐税加起来，比清朝初年增加了十倍。光绪元年六月，活不下去的农民们聚众请愿，要求清算钱粮的账目，减轻负担。署东乡知县孙定扬谎称是百姓聚众谋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便下令“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血洗东乡，造成了数百人惨死的大冤案。东乡的百姓们悲愤难平，便派人进京告状申冤；一些四川籍的京官也站出来说话，联名参劾文格。经过两次进京告状、三次提出参劾、换了两任总督、三次奉旨查办、拖了四年，案情还是不明不白。
东乡冤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当他按例到东乡县所属的绥定府去主持考试时，一些东乡的考生根本不按试题做文章，写的都是东乡的冤情，因此张之洞对真相比较了解。光绪五年五月十一日，已经回京担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一天内连上三道奏折、奏片：《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附陈蜀民困苦情形片》，指出此案审理不当，反映当地农民负担的沉重，要求为民平反、严惩首恶。奏折开头便指出案件的实质和关键所在：
伏思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各禀各疏中所谓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派捐输，每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是也。
随即直言川民负担沉重、官员肥己而滥杀无辜：
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故东乡多收五百文，非勒捐富户也，乃加赋也。非为国家聚敛也，乃肥己也。……且东乡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账，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干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
五月二十日，张之洞又再次上奏，要求追究当时四川总督文格的罪责。张之洞的奏折引起了慈禧的重视，两次就此下令，命刑部“核议具奏”，并令文格开缺来京听候部议。经过刑部重审，终于使冤案昭雪，肇事者受到了应得的惩处：首恶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都被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两名知府、随同李有恒剿杀乡民的三名提督、一名总兵分别革职发往新疆、黑龙江充当苦差或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三名前任四川总督文格、丁宝桢、李宗羲均着交部分别议处。张之洞也更加声誉鹊起。
就在张之洞为东乡冤案上奏的同时，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交涉，索还在阿古柏作乱时被沙俄乘机侵占的伊犁地区。崇厚在俄国的胁迫愚弄下，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除规定中国偿付兵费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外，还同意割让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及南境特克斯河地区一带大片领土给俄国。收回的伊犁实际上成了一座北、南、西三面都被俄国包围的孤城。
条约内容披露后，朝野哗然，群情激愤，清流人士纷纷上书抨击崇厚丧权辱国的行径。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张之洞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指出伊犁条约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利益，有“十不可许”；提出“改议之道”在于计决、气盛、理长、谋定。“立诛崇厚则计决”，“明示中外则气盛”，“缓索伊犁则理长”，“急修武备则谋定”。强烈要求修改条约，严惩崇厚，急修战备，抵制沙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之洞的奏折再次受到两宫皇太后的赏识，不仅召见了他，还获得了在王大臣与总理衙门研究这一问题时列席会议的殊荣。十天后，十二月十六日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随后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议条约，终于收回了部分领土。这次改约活动中，张之洞自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底，先后上奏二十来次，一方面就谈判必须坚守的内容和策略提出建议，一方面为朝廷如何部署防务、任用将领、筹集军饷、购置枪炮出谋划策。这些奏折正如张之洞所言：“故臣始终意在以备为讲，……然则力维和局，仍须实筹战计。”始终强调要加强战备，做好与俄作战的准备：
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他的一些建议，有的为慈禧所采纳，更多的是被军机大臣等视为“书生之见”，他一再慷慨陈词：
当此大局紧迫，臣是以苦口危言，不惮渎请，断宜审其缓急，权其轻重，勿再游疑，勿再延缓，勿再惜饷，勿吹毛求疵而弃将才，勿再任听督抚推宕粉饰，勿再恃邻国调护遂存侥幸，勿再听敌国甘言遂懈军心。俄人见我实有战心，庶可早成和议。
这些激愤的话语，吐露了他对国事的执著、急切和焦虑，也刻画出了当政者的蹒跚、苟且和昏庸。
张之洞为东乡案平反、弹劾崇厚，都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他作为清流派主将的一系列活动中的组成部分。所谓清流派，是晚清朝廷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成员大都是都察院的御史和翰林院的翰林，其中最著名的是“枢廷四谏”：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攻击者把他们的首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称之为“青牛头”，张之洞和张佩纶则是触人的“青牛角”。清流派标榜名节，弹劾权贵，上书谏事，评议时政，在内政方面抨击贪官污吏，要求整顿纲纪；在外交方面反对投降媚外，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形成一股可以左右舆论的政治力量，对时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弹劾的对象，上至亲王贵胄，内有尚书侍郎，外有总督巡抚，有的还因为受到他们的弹劾而罢职丢官。
张之洞和清流派的这些活动，没有慈禧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军以后，国内的政局相对稳定，吏治腐败的问题便突出了出来；在外事方面，出现了列强图谋侵占我国领土的危机。清流派的出现，正是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从最高决策核心来看，慈禧执政初期与恭亲王联手合作的政治蜜月已经成为过去，两人面临着此消彼长的权力再分配。慈禧从钦定张之洞为探花那个时期开始，似乎就在有意识地扶植一支舆论力量，作为制约恭亲王和权贵们的工具，于是清流派才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社会矛盾的平衡器，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调节器，活跃地运作于政坛；张之洞才得以崭露头角，进一步受到慈禧的赏识。
慈禧不可能具有民主意识，但她懂得舆论是制约官员们的有力武器；巧妙而有效地操纵舆论，标志着她的统治技巧日益娴熟。比起一味害怕舆论、压制舆论来，似乎要略胜一筹。然而言路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它的制约功能时，有时也不免要制约到使用者自身。
光绪六年发生的庚辰午门案，既对张之洞和清流派是一次考验，而对慈禧也未尝不是一次考验。
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慈禧派了一个名叫李三顺的太监，给她的亲妹妹、光绪的生母醇王福晋送食品。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挑着八盒食物出午门时，因为没有按照规定提前办理出门的手续，值班的护军不肯放行，发生争执。李三顺倚仗慈禧的权势，十分刁蛮，丢弃了食盒，回去向慈禧诬告。正在病中的慈禧，听信了一面之词，据说气得把药碗也摔了，派人把慈安太后请来，哭诉她被人欺侮了，说是不杀了这几个护军就不活了。这事交给刑部和内务府审办，就是一时轰动朝野的庚辰午门案；但在当时的官方文书里，却是称之为“值班护军殴打太监”一案，由此可见其倾向性。前后历时三四个月，刑部和内务府三次上报的意见都被驳了回来。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上面的意思还是要将护军杀头；军机大臣不能接受，反复申述。二十九日下来了旨意，强调护军“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说白了，就是慈禧要争回面子，出一口恶气。判决的结果是，三名护军仅仅保住了性命，有的充军到黑龙江服苦役，有的圈禁五年，护军统领交部“严加议处”；对于惹是生非的太监李三顺则不闻不问。如此处理，显然是大不公。一些大臣忧心忡忡，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道，这使他想到汉唐以来，宦官们败坏朝政，往往都是从一些案件开始的，“事势渐危，如何如何”，心情既沉重，而又无可奈何。
一周以后，突然峰回路转，十二月七日两位皇太后下令，减轻护军的处分，护军统领免交部议，并将李三顺打了三十大板。
原来是左庶子张之洞和右庶子陈宝琛说话了，他们于十二月四日各上了一道奏折。
他们都兼有“日讲起居注”的官职，负有“拾遗补阙”的职责，清流派平时标榜的宗旨和他们一贯的作为使得他们不能不说话，但这话怎么说就大有讲究了。恰巧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桩疯子刘振生从神武门混入了后宫的事件，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商议，主张把这两件事捏在一起，只就加强门禁和对太监的管理来做文章，希望慈禧自己能够醒悟；而不可对护军处理过重加以指责，唯恐在慈禧盛怒之下火上加油，反而无益有损。
按照这个思路，张之洞在《阉宦宜加裁抑折》中着重强调：
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惟是两次谕旨，俱无戒责太监之文，窃恐皇太后、皇上裁抑太监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监等未必喻之，各门护军等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尽喻之。太监不喻圣心，恐将有借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之患。护军不喻圣心，恐将有因噎废食，见奸不诘之忧。天下臣民不能尽喻圣心，恐将有揣摩近习，谄事貂珰之事。
他举出一些管理松懈及其危害的事例后，又强调：
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与他同时上奏的陈宝琛说得更为明白：如果以后太监们出入都说是奉了旨意，不分真假，一律放行，那就有护军和没有护军是一个样，有门禁和没有门禁是一个样。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陈宝琛按照张之洞的主意写好了奏折后，仍然写了一个“附片”，附在后面，要求减轻护军的处分。张之洞听说后急忙送去一纸短笺：“附子万不可服”，借用药名作隐语，制止呈上附片。听说附片已上，他顿足大呼：“错了，错了！”等到结案后，张之洞高兴地对陈宝琛说，“我们这次上奏居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请问你在附片中是怎么说的？”陈宝琛便背诵了几句，它的中心意思是：皇上过去是因为讲孝道、尊崇母亲而主张要严惩；现在太后却为了遵循祖制、防止流弊而格外宽大处理，更会光大圣德，受到臣民的称颂。——原来说得也很委婉，得体地给了慈禧一个下台的台阶。
这次上疏，又是张之洞的得意之举。若干年后，他在《抱冰堂弟子记》里记述了这件事，还列举了恭亲王对他的表彰。就在此事的前两天，有两位御史因为奏折太琐屑而受到斥责。当时恭亲王拿着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对军机大臣们说：“彼等奏折真笑柄，若此真可谓奏疏矣！”
一天云雾散去，显然是得力于张、陈两位的奏折写得好：角度选择得好，分寸掌握得好，对慈禧的心理揣摩得好。苦心孤诣地从门禁制度上立论，着眼点是考虑宫廷的安全，纯乎是对太后的一片耿耿忠心。——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张之洞已深得慈禧的信任。如果换了一个慈禧觉得不顺眼的人，就是说同样的话，也未必有这样好的效果。
转过年来，光绪七年二月，张之洞由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一跃而升为内阁学士，官列二品，下一步就可以内升侍郎，外放巡抚了。这年的十一月，张之洞果然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一年之内，连升三级，由此而进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看来慈禧提升他为内阁学士，就是在为外放巡抚做准备了。
光绪七年十二月，张之洞怀着“经营八表”的雄心壮志赶在年前于二十二日到达太原。当时山西正是大灾过后，兼之巡抚调动频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
上任伊始，他便从整肃吏治入手，雷厉风行地惩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文武官员，褒奖了知府马丕瑶等“循良之吏”。半年以后，制定了治晋方略，以《整饬治理折》上奏，提出要“抉去病根”，“培养元气”，“表里兼治”，列出了“务本以养民，养廉以课吏，去蠹以理财，辅农以兴利，重士以善俗，固圉以图强”等六个方面二十件要务。在养民方面他首先从清查地亩开始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20万亩；裁减差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养廉方面，他以身作则，“首将原议臣衙门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共支卓饭银六千四百两，暨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行裁禁”，严禁“馈送上司水礼之风”；设立清源局，清查多年未解决的“摊捐”积弊，有的免除，有的改为折色，有的在正税中开支。在理财方面，查清了三十多年的糊涂账，清出库存银72万余两，各种欠款152万余两。
张之洞认为“晋患不在灾而在烟”，吸食鸦片者“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针对猖獗的吸毒之风，制定了方案，《札各属禁种罂粟》，在全省严禁种植、吸食鸦片。对查禁无方、谎报不实的两个县令予以罢免；设立戒烟局，医治吸毒成瘾者。
在山西期间，张之洞自己订了一个时间表：“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半夜里两点多就起床，三点刚过就办公，如此勤劳，收到了“案无留牍，署无晏起”的显著成效。“由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仅是上报的奏折，就是一般的公文，也是亲手修改，甚至是自己动手起草。他尽心尽力而又满怀信心，在信中对友人说：“朝廷若假以三年，当为国家治之。”
就在张之洞治理山西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南疆战云密布。光绪八年，法军占领河内，越南请求中国出兵，战事迫在眉睫。自八年四月至九年十一月，张之洞多次上疏，分析局势，敦促朝廷早下决心迎战，并一再提出具体的抗法战备建议。慈禧在朝野主战舆论的督促下，被迫准备迎战，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下令，命张之洞“来京陛见”。
光绪十年四月，慈禧先后任命主战的清流主将张佩纶、陈宝琛会办南洋、福建海疆事宜，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后来张佩纶因为马江战败，又追究他保举非人的责任，受到革职、充军的严惩，从此退出了官场；陈宝琛也受到降五级调用的处分而退归田里。论者一般都认为这是慈禧蓄意摧折清流人士；而张之洞独得无事，是慈禧对他的眷顾未衰。
慈禧对张之洞的眷顾未衰确是事实，但首先得张之洞能经受战火的考验，自身站稳脚跟。他是守土有责的方面大员，在战争中的责任比处在协助地位的“会办”更重大；他这个书生面对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广东参战的部队淮、湘、粤三家各成派系；张树声、彭玉麟都是功成名就、军功煊赫的宿将而两人又严重不和；张树声既是开缺的前任两广总督，朝廷又命他留下来会同张之洞“办理广东防务”，同时又是彭玉麟、张之洞审察的对象，必然对张之洞深具戒心。虽然如此，张之洞却在中法战争中交出了一份极为出色的答卷。最为人所称道的主要有三点：
“以和衷联诸将”。大敌当前，必须和衷共济，团结对敌。在总体防御部署中，经过协商，他将内心所推重的彭玉麟从偏处琼州一隅改为负责防守以虎门为中心的前路，同时一碗水端平，请张树声负责防守以黄埔为中心的中路，自己防守西南，广州将军长善、广东巡抚倪文蔚防守广州城的水路和陆路。对于张树声的被弹劾，张之洞既不落井下石，也不顺水推舟，而是开诚布公地将朝廷转来的原奏件都交给他看，让他据实回复。后来在张之洞与彭玉麟联名回复朝廷时，对张树声予以回护，说该督“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不久，张树声病逝，张之洞又上奏为之请恤。经过如此一番协调，“目前在事诸臣毫无意见之参差，即湘淮粤诸军亦毫无畛域之间隔”。
国事为重，“筹济军事，不分畛域”。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支援闽、台、桂、滇各地抗法作战。光绪十年六月张佩纶致电请援，张之洞派游击方恭率兵五营自汕头援闽；援兵正要开拔，马江已经战败，张之洞改派潮军两营，携大批军火赴闽。同年九月，法舰攻台湾，封锁海面，企图切断台湾刘铭传的补给线。张之洞主动与刘联系，千方百计先后支援刘部饷银30万两。张之洞反复奏陈“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主张授刘永福以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给黑旗军拨银15.5万两，并派唐景崧率军赴云南配合刘永福作战，唐军的费用均由广东承担。其时广东府库空虚，据《抱冰堂弟子记》，“到任后为本省海防借银二百万两，为协助滇桂越南刘唐两军及台湾共借五百万两，合前任、本任共借洋款九百万两，先经奏明分各省认还，嗣户部派广东筹还，乃独立认筹”。其中援滇200万，援桂200万，刘、唐40万，台湾40万。张佩纶对他的支援复电称：“公忠私义，不愧经营八表矣。……使各省皆如公，法气必沮，惜哉！”云贵总督岑毓英也致电表示感谢：“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
运筹决策，谅山大捷。在法军围困台湾之时，张之洞建议在海军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援台惟有急越”。他分析形势：当前我军不可能很快地把法军从基隆赶走，法军也不可能消灭我军占领台湾。只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就可以不让法军在孤岛台湾逞凶，而越南的领土逐渐恢复，台湾之围也就自然解除了。他主张分东西两路夹击越南的法军。西路由唐景崧入越，会同刘永福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末收复越南大部失地，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了西线法军。在东路，张之洞力主起用非湘非淮、饱受排挤而退休的老将冯子材。向朝廷上奏：“该提督老成宿将，久官粤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罢兵未久，旧部尚众。”命冯募兵十八营，由钦州出边入越。光绪十一年初，东路法军万人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战败溃退，法军占领谅山，一度攻陷镇南关，全线震动。潘鼎新诿罪于冯子材。张之洞查证后与彭玉麟会奏为冯辩诬，并电慰冯“以大局为重”，“将来破敌，终赖麾下”。法军再度进逼镇南关，张之洞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负责镇南关前线指挥。冯临危受命，指挥士卒在关前隘处筑垒墙，跨东西两岭长三里，掘深堑、布置炮位。冯亲率主力守关前，以苏元春、陈嘉两部守侧后两翼，王孝祺部屯于后，成掎角之势。光绪十一年二月七日，法军二千余分三路来攻，扑向关前东西二岭，战至初更，法军败退。次日，法军主力向正面发动攻击，并分兵攻击两侧。两方激战，成胶着状态时，冯子材率先跃出长墙，持矛大呼冲入敌阵，将士纷纷一跃而起，与敌肉搏。此时正好王德榜率兵赶到，王孝祺、苏元春也率部从岭上冲下，法军仓皇败退。这天敌发炮弹不下千发，枪弹“积地盈寸”，被歼数百人。冯子材等乘胜追击，十三日克复谅山。
镇南关、谅山大捷，一举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耻辱，张之洞称之为“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以后，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反映在《延访洋务人才启》里。他认识到：
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
在晋期间，他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他给前任晋抚曾国荃提出的以工代赈、开矿、兴学、筑路等建议颇为重视，聘李提摩太为顾问，请他为山西官员定期宣讲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实验。他多次向总署要求开办山西铁矿，并与李鸿章探讨过创办铁厂的问题。光绪十年四月还制订了开办洋务局的计划，随即因调离山西，没有来得及推行。
经过中法战争之后，切身的体验使张之洞加速了向洋务派的转变。辜鸿铭在多年以后总结道：
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
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筹议海防要策折》，可以看做是张之洞在战后总结教训和在广东推行洋务活动的初步提纲。开头便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要“储人才”，“战人较战具尤急”，拟设水师学堂一所。二要“制枪械”，他以切身体验痛陈：“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楛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实非长策。”打算在粤设厂造枪、造雷、造火药，以及枪弹、雷艇等。三要“开地利”，“外洋富强，全资煤铁”。拟在省城设立矿物局，招商试办。
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形成于反对侵略战争的实践；巩固国家边防，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是他洋务思想的重要内核。后来在致李鸿章的电报中谈到他想在粤开办织布局，是鉴于“洋布销流日多”，自己设厂“应可与洋货相颉颃”，也是出于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目的。他的洋务思想中的抵御列强侵略的基本要素，与他作为清流派一贯主战、反对屈膝求和是一致的，都带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翁同龢一见便心知肚明，在当天日记中简洁明白地记下了“徐桐保张之洞”。
当时正是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已通过总理衙门多次递上了他的变法奏议和《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各省也在酝酿开矿、修路、办新学，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恭亲王奕已经病重，军机处内翁同龢已趋向维新而权势独盛，其他几位军机大臣礼王世铎、刚毅、廖寿恒均难以与翁抗衡。一贯守旧的徐桐，与翁同龢、张荫桓等趋向维新而受光绪重用者，历来格格不入，此时如此建议，现代学者便认为是“以张驱翁”，即是将张之洞引入军机处以抑制或取代翁同龢。
光绪当日将徐桐的奏折呈送慈禧，三日后，闰三月初三，清廷发出电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不知底细的张之洞托词拖延受到责备，刚刚离开武昌，便发生沙市事件。十九日日本领事住宅被烧；总署接到驻日公使来电，日本派两艘军舰往沙市，“必藉事要挟”。二十四日，光绪令尚在途中的张之洞折回，处理完此案再来京。
四月十日奕去世。二十七日，慈禧罢斥翁同龢，令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四川总督裕禄来京，后进入军机处。等到沙市案件处理完毕，军机处的人事早已安排就绪。五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来电，说是湖北地方紧要，张之洞不用来京了。
如果不是沙市事件在此时偶然发生，张之洞进京出任军机大臣，以其不同于康有为的机敏、缜密、老练的政治手腕，调和于慈禧、光绪之间，此后的变法维新也许又是一番风景！
不到十天，张之洞再次声名大噪，为朝野所注目。六月六日光绪发下谕旨，称赞张的新著《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发一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个月后，又下令总署排印三百部。
此时百日维新渐渐进入高潮。康有为的激进议论及其力图进入政治中心的努力受到质疑和抵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在趋新或守旧的人士中更受欢迎；而王文韶和裕禄进入军机处后又都表现平庸，于是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度高涨。
八月一日，奉召进京的袁世凯遇到张之洞的洋务幕僚钱恂，对钱透露打算在第二天觐见皇上时，当面建议召张之洞进京值军机处。此时京城已是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张之洞得报，急复电请钱“力阻之”。
从七月二十七至八月五日，档案显示先后有内阁候补中书祁永膺，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陈兆文，新任松江知府濮子潼，兵部职方司学习主事曾炳熿，教习知县广西举人李文诏上书请求召张之洞进京。这些人对政局内幕所知有深有浅，但几乎一致地不支持康有为等维新派，或赞扬张之洞“凡有建白，实出近日建言诸臣之上”，或称张之洞“较之不学无术徒事纷扰及年少新进之空谈无补者，相去万里”，更断言若用张之洞“断不如宋神宗之舍韩琦、富弼而误用王安石”。异口同声地认为张之洞是化解危机、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请慈禧重新训政。初四慈禧从颐和园回西苑。初六慈禧重新训政。以上诸人的上书，八月四日以前的，光绪看后都呈送给慈禧；四日及以后的，光绪、慈禧是否看到没有记载。最后一个主张召张之洞进京的是张的好友、湖南巡抚陈宝箴，他在八月七日发出长电，极力建议将张之洞“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务”：
方今危疑待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此电八日总署收到，但一切为时已晚。这一天慈禧在勤政殿举行了盛大的第三次训政仪式。两天后，召荣禄进京。
历史事实是，尽管当时呼声甚高，但在紧急关头，慈禧最信任的人并不是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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