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一段纠葛
李鸿章为停办津通路憋了一肚子气/张之洞：剃头挑子一头热/把创建钢铁厂提上了议事日程/张之洞：“愚公移山，有志竟成！”/奕譞拍板：“大冶下手，自是正办”/四方协商：铁厂移鄂/李鸿章：黄鹤楼上看翻船/笑到最后的是李鸿章
历史竟然如此吊诡。在近代，最先鼓吹兴办钢铁工业并筹备开发煤铁矿的是李鸿章，最早兴办青溪铁厂的是贵州巡抚潘霨，然而真正完成缔造中国近代钢铁工业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张之洞。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提起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当初，慈禧只是指派张之洞和李鸿章共同筹办芦汉铁路，并不曾指派何人兴办钢铁工业；结果，开创中国钢铁工业的是后起之秀张之洞，而不是识途老马李鸿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各自作出了不同的抉择。
张之洞显然是在社会、经济、科技条件极不具备的情势下，冒着极大的风险作出这一抉择的；对于当时困难的情势，李鸿章无疑更加了然于心，他却因此作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抉择。
李、张都坚决主张中国要修铁路，但是，应该先修哪条铁路、如何修铁路，两人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当他们共同领受慈禧指派的使命时，这些分歧更加凸显出来，实质上蕴藏着是否要开创中国钢铁工业的不同认识和主张。
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从隆宗门后军机处的小平房里传出了一道重要的人事任命：调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湖广总督。
二十天后，八月初二，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颁下一道懿旨，内容是：肯定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此事“造端宏远，实为自强要图”；采纳张之洞的建议，修建从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派李鸿章和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负责筹办。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停办。
这道懿旨使延续了半年多的津通铁路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对修津通路的守旧大臣们和主持修津通路的李鸿章是两败俱伤，唯一的胜利者是张之洞。
这一年，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六十七岁，涉足洋务已经近三十年了，堪称识途老马，只是也渐渐沾染了暮气；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张之洞，自从光绪七年出任封疆大吏以来，锐意进取，正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大事业。
李鸿章是中国铁路事业最早的鼓吹者之一，早在1874年便在筹议海防时上书朝廷，建议要在中国修铁路。1880年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着眼于巩固国防和便民利商，提出过一个宏伟的兴建南北铁路干线的设想。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铁路建设最早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中国自办铁路从1881年末竣工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开始。这条运煤的专线，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又先后延伸成开平铁路和津沽铁路。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共建有铁路400公里，基本上都是在李鸿章的主持和倡导下兴建的。
然而，对于筹建芦汉路，此时李鸿章的态度，实在说不上热情、积极。
此时，他正为津通路的停办憋了一肚子气。
在铁路兴建上，李鸿章很谨慎，很讲策略，耐心地一点点突破，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上一年的九月，眼看津沽路就要竣工了，李鸿章提出把铁路继续向京城延伸，修建从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京津之间，人口稠密，商贸兴旺，铁路建成后客货流量大，赢利必然丰厚。不想，又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搁浅了。这一年的四月初八，主持海军衙门、负责有关洋务事务的醇亲王奕譞给他打招呼，慈禧太后要采纳张之洞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朝廷摊牌：修津沽路借的洋债怎么办？“今停津通，则沽路自养不给，何从归本？”甚至倚老卖老地撂挑子，不干了：“鸿章年衰力孱，万不能肩此重任，务求另派重臣督办，免托空言。”
李鸿章肚子里的气至少有一半是冲着张之洞的。“另派重臣”云云，可能是对朝廷的一种试探，也可能是暗有所指。李张二人，一位是元老重臣，一位是外电报道的“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政见分歧却是常有的事，特别是涉及与列强的纷争，往往一个是主和派的代表，一个是主战派的中坚。前几年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殚精竭虑，调度指挥前线的大军打了个大胜仗，结果朝廷却采纳了李鸿章的主意，派李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由此，两人之间的成见更深了一层。
那些冬烘先生们反对修津通路，大概不会使李鸿章感到特别意外。让他在意的是慈禧太后这位老人家。本来这事她是同意的，就是因为皇宫里不小心失火，烧了太和门，有那么几个人乘机一顿嚷嚷，说这是老天爷不让修铁路，发出了警告。她老人家就叫海军衙门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按她老人家说的办，和醇王爷几经磋商，把报告写好了，递上去了，她老人家也没挑出个什么不是的地方，却说这是个新事儿，要多听听，在京城里的官儿们平常对海防的事不大上心，说的话究竟还隔着一层，把你们的这些折子发给各地的将军、总督、巡抚们看看，咱们听听他们有什么说道。
在指定发言的封疆大吏中，张之洞迟迟没有表态。李鸿章倒是估计他不会反对的，因为自从出任了山西巡抚以后，特别是经过了中法战争，张之洞已经越来越倾心于洋务了。令李鸿章没有料到的是：张之洞主张要修铁路，但不主张修津通路，却提出了一个在中原修芦汉路的庞大计划；更令李鸿章没有料到的是，偏偏是张之洞的这个方案博得了太后老佛爷的青睐！这下子他似乎才明白：原来老佛爷并不怕修铁路，只是不愿意支持他李鸿章修铁路，而是要支持张之洞！四月二十日，不服气的李鸿章给从中和稀泥的醇亲王回信，提出了质问：
此路由汉口起手，轮帆如织，商贾如林，正与先从津通起手同一作用。且通州、卢沟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则谣诼纷来，卢沟则浮言不起？……
明知此事是老佛爷拍的板，这话听来，就有点埋怨老人家处事不公、偏袒张之洞的味道了。而且这话也有点强词夺理，明摆着的是津通铁路通海口而芦汉路不通海口，对于京城的防御还是有区别的嘛！对老佛爷奈何不得，对张之洞却咽不下这口气。李鸿章发话道：
至粤督所奏津通宜审五端，本拟逐条驳斥，继思芗涛之意不过调停言路，不值与之辩难。然津通之议，若非确有利益，鸿章断不能上欺殿下，殿下非见其确有利益，亦不能轻信鄙言，而以之上误圣听。一片苦衷，似宜揭示。倘竟置之不论不议，知者以为优容，不知者且以为认错，从此海署所奏之件，竟不足为轻重矣！故折底于其紧要处，仍略为声明，俾与前两次原奏吻合，初非好骋词锋也。
弯来拐去，仍然是要和张之洞一较短长。在这里，强调津通路确有利益，更强调是经奕譞同意并上报皇上、太后的，所谓“海署所奏之件”，就是醇王和李鸿章共同商量的意见。如此措辞，明显地把醇王和他绑在一起，多少有一些向醇王激将和挑拨的意味；同时也不禁流露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李鸿章感到他在老佛爷那里已经“不足为轻重矣”！
七月二十日，张之洞在接到湖广总督的任命一周后，给李鸿章发去了一通电报，言辞很谦恭、很客气，明显是想缓和关系，争取李鸿章的支持。首先说，我这次调任两湖，可能是为了创办铁路，昨天听到天津来的人转达了您对我的指教，知道这次调动是您的推荐，使我感到非常惶恐和惭愧。接着说，这次您的兄长李瀚章到南方来接替我，广东方面的事就有了依靠，我更是非常欣慰！套了半天的近乎，最后才绕到正题上来：这次修路的计划和办法，想来您已经筹划安排好了，接着便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希望早些得到明确、详细的答复：“(芦汉路)拟分几段？期限几年？借款若干？如何分年归还？此外指拨何款若干？拟筹何款若干？直隶是否同时并举？鄂省是否由洞设局分办？”关注的焦点，一是经费来源，二是修路的分工和职权。
第二天回电来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冷冰冰的口气。李鸿章一开口就不领张之洞的人情，申明你的调动是醇王主持的，不是我的主意。对于张之洞提出的那些问题，李只说我原来计划由汉口往北修，王爷说是要两头分办，到中间再合拢。除了同意湖北应该另行设立机构召集公司外，其他借款、拨款等问题都推到开办时再商量。
这样的答复显然不能使张之洞满意，过了三天，又去了一个电报。他认定李鸿章和海军衙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计划，急于要知情，急于要介入。“朝廷既令洞办此事，洞尤须作必可办成之想。细章虽未奏定，公意中必已拟有大概，海署亦必拟有规模。洞系在事之人，似可及早与闻。敬当悉心筹度，稍效一得之愚。”联系此后多年张之洞的所作所为来看，“洞尤须作必可办成之想”，也就是说，张之洞的一切想法都是围绕着如何把这件事一定要办成来考虑，的确说的是肺腑之言；自然也有唯恐被人撇在一边、不甘心被人任意摆布的成分。他还急着要利用在广东等着办移交的几个月时间，急着利用这里靠近香港的有利条件，及早地进行筹划。
急惊风偏遇着个慢郎中。李鸿章回电明确告诉他，海军衙门还没有正式提出报告，也没有另外议论过。对于他和醇王个别交换过的意见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施展太极功夫：推给朝廷，不知道朝廷会怎样定；推给醇亲王，这事由王爷主持，他还有许多顾虑；推给将来，等朝廷定好了，等你到湖北去上了任，再一件件地商量。最后还告诉张之洞：你不要性急，我对你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慈禧太后八月初二的那道懿旨，三天后由李鸿章用电报原文照转给张之洞，没有附加一字一词。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于此事的报告抄件，经过长途跋涉，于九月七日才到达广州。
九月初十，张之洞把自己酝酿的初步意见正式写成为一份递交给朝廷的报告：《遵旨筹办铁路谨呈管见折》。
按照海军衙门八月一日上报的意见，芦汉铁路“拟暂购用外洋钢轨，以归省捷，俟干路既成，接造枝路，然后开采晋矿，运机炼钢，以为推广他省铁路之用”。在经费上，“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始能集事”。但考虑到商股“第非确著成效，富商断难信从……似需官帑接济”，“尤以洋债为挹注之赀”。八月十八日左副都御史黄体芳专题上奏，“以为洋款用之甚便，偿之甚难”。随即便有人响应，于是洋债成为铁路问题的一个焦点，海军衙门和北洋对此都拿不定主意。
张之洞在这份奏折里，否定了借洋款修路和从国外进口钢轨的意见：
若取之洋债洋铁，则外耗太多，且外洋之金镑日贵，前三五年止银三两七钱，今年涨至四两五六七钱不等，借款巨则年限远，十年以后更不知涨至几何矣！至洋铁现亦骤涨，若购之他国，法人必将执乙酉新约强思独揽，多滋唇舌；设竟专滋一国，彼垄断居奇，更不可问。是洋款洋铁两端皆必致坐受盘剥，息外有息，耗中有耗；臣前奏铁路之益，专为销土货、开利源、塞漏卮起见，若因铁路而先漏巨款，似与此举本意未免相戾。
他提出“宜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从筹集资金、开采铁矿、炼铁、培训人员做起，制定了一个修建芦汉铁路“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的“四宜”方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惟汲汲以开矿炼铁为先务”，把创建钢铁工业作为修建铁路的前提条件提上了议事日程。
要采铁、炼铁，铁从哪里来？他这时的初步打算是以山西、广东和湖北三省之铁供铁路之用。他在山西当过巡抚，那里每年按例要给朝廷进贡铁；他已做了五年的两广总督，上个月还打了一个报告，准备在那里建炼铁厂；他即将去湖北上任，现在只知道“湖北大冶县，向来产铁，该县近省滨江”，他已经在八月二十六日电请湖北巡抚奎斌派人去密查，等他到了湖北再进一步详细了解。
还没有等到张之洞去湖北，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盛宣怀找上门来了。
湖北巡抚奎斌接到张之洞的电报后，向盛宣怀询问大冶铁矿的情况，九月二十二日，奎斌将盛的复电转告张之洞：“顷接盛道宣怀电：‘在京奉醇邸面谕查勘大冶铁矿。现派比国头等矿师白乃富赴汉。’”十月初一，盛宣怀又给广州的两广总督衙门发去了一封电报，告诉张之洞：“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敦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在京原荐主赫德面订，保要请时再电英国。”
张之洞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尚未对大冶特殊关注，暂时还没有从他那个“三省之铁”的思路里走出来。一个星期后，十月初八，听说朝廷中又有人叽叽喳喳地反对修铁路，张之洞给主管海军事务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发了一个八九百字的长电报，认为现在修铁路的大盘子已经定了，千万不可动摇，极力进行鼓动。据张之洞的后代回忆，张之洞对文稿的要求很高，即使是电报，也往往亲自动手。这份电报中有些文字，就很有个性。他认为：
度支虽绌，断无天下全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炼，即用粤铁，粤铁如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皆通水运，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筹款如能至三百万，即期以十年，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年至二十年，断无不敷矣。愚公移山，有志竟成！
今天读来，一方面是古文家的笔法，满腔炽热的情怀，一股不可动摇的决心，十分可爱，十分感人；另一方面，又会发现这份壮志豪情主要是建立在富国强兵的主观愿望上，是建立在单纯的逻辑推理上，还缺乏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和具体分析。就创办钢铁工业而言，不仅对于他个人，即使是对于整个朝廷、整个大清国，也还是一个未知王国。他这个洋务活动的新手，还没有摸清水的深浅；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央政府行政运作的效能，而对大清帝国衰朽的程度严重估计不足。不久，就是此刻侃侃而谈的财政拨款问题让他吃够了苦头。而此时他甚至颇为轻松地说出了这样的大话：“炼机造炉，每分不过数十万，多置数处，必有一获。”
十月初九，也就是张之洞发出这份电报的第二天，和张之洞共同承担修铁路重任的李鸿章，就开矿炼铁问题表态了。他致电张之洞：
津通本可急办，试行有利，再筹推广，此各国铁路通例，仍因群言中止。鄂豫直长路，实自公发端也。尊论“四宜”，只得如此。筹画开矿，炼成钢条，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黔铁难成而运远，断不可指。晋矿佳，惜无主人耳！
劈头就发泄对停办津通路的不满，第二句便判定张之洞倡芦汉路是罪魁祸首；对于张之洞的筹办方针，虽然表示同意，但口气是无可奈何的，心里并不以为然。接着就以老前辈的口气毫不客气地教训张之洞，这位洋务的巨头老辣地三言两语便把“各省同开”、“三省论”推翻了，给张之洞指出了华山一条路：你在广东买了机器，请了矿师，就应该在大冶开办。
第三天，为了加重分量，李鸿章又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窃思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亟应就湖北大冶勘办。”这里的“粤”，显然不是指代“广东”那个地方，而是做过两广总督、现在还没有离开广东的那个人。同时仍然强调“西洋开矿至炼成钢轨，节目甚繁，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时并举？多糜费，少实济”。
李鸿章有时候还是一言九鼎的，很快，这个意见就变成了醇亲王的指令。十月十五日，王爷回了张之洞一个电报：
阳电备悉，炼铁之论可佩，余均意见颇同。大冶下手，自是正办。
开发大冶铁矿就这样定下来了。接着张之洞就致电海军衙门和盛宣怀本人，要求盛在他路过上海时，去上海与他面谈，详细介绍大冶的情况。
大冶铁矿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在亚洲钢铁工业中的地位，它对于新中国的重大贡献，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当年李鸿章选择的正确性。然而，当时促使这位中堂大人如此抉择的，除了大冶的丰富资源外，似乎还有别的隐情。
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面对开矿炼铁这等从未经历过的大事，不像张之洞那样只凭着良好的主观意愿一往无前，他先要掂量一下风险，掂量一下成败得失。关于炼钢制轨，他比张之洞要懂行一点，他曾经告诉过张之洞，山西的土铁修铁路用不上，铁轨不是铁而是钢；对于将要面临的艰难险阻也比张之洞估计得更为充分。在十月十八日给张之洞的一份电报里，他告诉张之洞：
惟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实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惟钢轨等项仍购西洋，非得已也。粤既购采炼机炉，应运鄂试办。大冶铁质好而无煤，须由当阳运煤乃合用，虽滨江亦稍费事。此外各省产铁处距水太远，难收实效。且无款无人，从何下手？……鄙意并无参差，自愧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
这封电报主要是摆困难的，从钢铁生产的复杂繁难说到日本建铁路的现状，着重指出大冶无煤，要从外地运煤比较费事——这正是日后长期困扰张之洞、导致铁厂亏损的要害，此时就被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他还慨叹没有经费、没有技术管理人员，主要的困难都考虑到了。关键是他进一步作了明的确表态：“粤既订购采炼机炉，应运鄂试办。”不仅主张在大冶开办，还同意把广东订购的设备运到湖北来。至于他自己，则准备置身事外，恕不奉陪了。但是话说得很婉转动听：我和你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同，惭愧的是我年纪老了，力量也很薄弱，不能亲自看到它的成功了！
李鸿章关于设备问题的表态，不仅代表他本人，实际上也代表他的老兄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这年的腊月二十七，海军衙门给张之洞转来了一份李瀚章的报告，他强调大炉需要很多铁矿砂，担心供应不上；又提出经费问题，建厂房至少要几十万两，将来厂建成后还要用很多钱，广东不可能长期垫付。“现在直隶、湖北创建铁路，如将铁厂量为移置，事半功倍。”请示这些机器设备应设于何处。李瀚章的意思，当然是移到湖北，提出直隶不过是作个陪衬。为此，海署征求张之洞的意见，铁厂可否移到湖北来办？这在张之洞自是求之不得。便于二十七日、三十日分别复电李瀚章和海署：
查此机粤既不用，自宜移鄂。
十六年正月初三，海署复电说：
粤订炼铁机器既可移鄂，本署即据入奏。
铁厂移到湖北就这样定下来了。
叶景葵在《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中说：“会盛宣怀以事谒张，谈及现议炼钢尚无铁矿，盛乃贡献大冶铁矿于张，而移厂湖北之议遂定。”短短一句话，把几件事的真相都搞乱了。如前所述，史料提供的事实是：开发大冶铁矿主要是李鸿章向张之洞和海署建议，由奕譞拍板的；移铁厂到湖北是直隶李鸿章、广东李瀚章、湖北张之洞和海署四方面共同协商后确定的；下面我们还将谈到,是海署确定了要开发大冶，张之洞才要求要和盛宣怀见面，而不是和盛见面才确定开发大冶。兴办钢铁企业，在晚清朝廷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一些重大环节的决策，是代表中央政府的亲王等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封疆大吏高层之间相互磋商的结果，当时只是一个小小道员的盛宣怀，根本不可能灵机一动便擅自拍板，更不可能由他说了算数。
铁厂搬到湖北确定下来后，李氏兄弟之间有一番私房话。正月初四，李鸿章在给他老兄的一封电报里，对此评论道：
香复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庭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香指张之洞，字香涛；邸指醇亲王，尊称醇邸。第一句是说张之洞给海军衙门的回电中大做文章，说得很好听，不过是想讨醇亲王的喜欢。字面上说的是王爷，是不是也包括王爷背后的老佛爷？想来李瀚章一看就明白，这是提醒他，张之洞有慈禧和醇王作后台。第二句是对事态发展估计：就是同意了由户部拨款来办铁厂，张之洞也完成不了任务，最后还是要掉底子。第三句是说中枢大员们对张之洞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他本人对张之洞的基本估价：断定这个人只能说大话，办不成实事。进一步补充他对铁厂前途的估计。这些话实际是向老兄交底：张之洞有后台，正在走红，犯不着和他计较；铁厂不会成功，我们离远一点。后面的电文还直截了当地说：“建厂设机须五六年，钢铁铸成更无日”，老气横秋地直斥“张(之洞)洪(钧)皆不更事”。
原来移厂湖北不过是中堂老大人的金蝉脱壳之计；甩掉了这个大包袱后便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
李鸿章奉命筹办芦汉路一场，只干了两件事：建议开发大冶铁矿，同意把铁厂搬到湖北来办。
春节过后不久，此时东北边疆的形势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一方面是俄国加紧向朝鲜渗透，而另一方面朝鲜企图改变和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原本不甘心津通路下马而又与张之洞存在着分歧的李鸿章，一心要加强北洋的防务，扩充北洋的实力，乘机提出了兴建关东铁路的方案。为此，李鸿章亲自到北京活动，争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亲王奕劻的支持。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简称总署)报告了有关俄国和朝鲜的动态，请求采取六条措施加强东北的防务，其中一条便是“东三省兴办铁路”。慈禧命总署和军机处两次讨论关东的形势和对策。大家认为,当前形势直接威胁着满人老祖宗的发祥地，铁路宜“移缓就急”，先修营口至珲春，然后再修芦汉路；先将今年的200万修路经费给湖北开矿山、建炼铁炉，明年起就用于修关东路。在这一场暗斗中，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如愿以偿，夺回了他在中国铁路建设上的主导权，继续巩固了他的洋务巨头的地位。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五，李鸿章告诉张之洞，关东路明年兴工，每年两百万造两百里；今年的两百万还是给你专办铁厂，节约一点，大概也够了。关东路很急，应该买西洋钢轨。将来你的轨造出来了，自然也可以用，但是要随拨随付款，划清界限。最后，他还没有忘记教训教训张之洞：
轨用钢，不可用铁，幸勿浑言铁也！
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李鸿章。
回顾这段历史，有关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在近代开发大冶铁矿的进程中，最早发现大冶铁矿开采价值的是盛宣怀，1889年建议开发大冶铁矿的是李鸿章，决定在大冶开采的是醇亲王奕譞，具体组织开发的是张之洞。
开发大冶铁矿，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难奋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开发大冶铁矿，也是黄石地区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它为黄石发展成为钢铁工业的摇篮，成为共和国的重工业的基地奠定了基础，确定了黄石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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