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金发和天蓝色的眼睛。我20多岁，不懂爱情，但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尤其在烟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5岁，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

1989年4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记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我就听见她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存之后，卡特琳跟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没见识过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去西岸，在朋友们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周围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机票。

二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会议。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大事件。除了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的愤怒和期待，我并不明白他们辩论的话题。这时，一位老朋友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来美国多年，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会。哦，对了！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看得出，有好几位脸上露出扫兴和不悦。但我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西方人自己将富裕和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很久没有为之作过流血斗争。但社会彻底多元化，各顾各，孤独和失落，找不着身份和感觉。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阂或距离，其可靠标志乃是连自己都找不着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