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价格低廉，单程一两小时，日夜穿梭，不做清洁打扫，车内气味可想而知。一小半的乘客总归是福州大娘和打工仔们，各持手机，方言抑扬顿挫，震撼全车。又穿插着衣着落拓的大胖黑人，或矮小精瘦的墨西哥人；最后几位模样尚好，然而表情极不自然的，便是零零星星的白皮肤男女乘客。别人都没什么，唯独他们几位，那神色、做派，站起来怕磕着脑袋，坐下去怕脏了裤子。看那女孩，板着脸，绷着脖子：生怕谁碰了她的皮包，看她一眼，甚至要求与她并排坐。省那几十美元，不惜屈尊与“族裔人士”打成一片，真难为他们喽。在这臭烘烘的车上多坐几回，我亦不再感叹祖国何以尚未融入世界。

小镇生活乏味，只得频繁乘大巴上纽约找朋友散心。慢慢地，我亦不能不注意到由大巴转入郊区小火车时，整个人群格局发生的明显跳跃。简而言之，小火车的乘客基本上是白人，因为“绿色郊区”大抵是“白人”的同义词。出于环境的考虑，也许还出于潜藏内心的遗留自卑和攀爬心理，我选择与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比邻而居。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智的决定。在我住所的周围，极少见到行人，除了歪歪斜斜的老者和放学的孩子。但每次踏上小火车，从各个角落射来的极力掩饰但明显戒备和异样的眼神，使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患了妄想症。直到有一两回无端陷于与检票员的微小争执，立时又感受到数对尖利的眼神直直朝我射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那些眼神背后的无声信息，并不是我做了过分夸张的想象。

现在是2010年，不是1910年，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莫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融”来“融”去，“融入”了半天，这颗果子的深处与内核，竟是这么一团东西。这些年，我不在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20年前进步热情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愤愤不平的老婆娘。随“冷战”胜利而来的全民优胜感，90年代的扩张狂、物欲狂，全都成了遥远的记忆。阳光下五彩缤纷的水泡气泡散去了。从搁浅的船上，看清了一潭死水下亘古不变的黑色礁石。我坐在回家的小火车上，无法想象出是谁把选票投给了一位能言善辩却碌碌无为的黑总统。美国白种人的心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中层和下层。

三

我也须得上班，出差，常去别的城市。浮光掠影，在不认识的地方泡个三五天，享受一点新奇和未知，感觉好些，特别是当繁忙的事务占满了每天的时间。不过，随便登上一列火车或一班飞机，只要是互不相识的公众临时聚集场所，还是时时察觉到人群中隐约的相互戒备、排斥，甚至畏惧。这种阴暗能量，超乎我的想象。25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似乎尚未如此。我那个小镇上原来两家书店，都已关门大吉，也找不到几家像样的咖啡厅、餐馆。人们显然大部分时间坐在家里，不和陌生人分享公共的空间。

有时我凝神回忆在其他国家旅行时的一些细节，试图找出某种答案。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真有那样大的不同？或是我，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自己杜撰出来太多的错觉？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谁也不认识，算是彻彻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性，岂不比美国更严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门，看看灰蓝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风中抖动的树叶，却感到漫无边际的从容、欢欣、自由自在。

绝大多数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都为闲散遛弯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参差层叠的细节感和环绕感：怪异的招牌，弯曲的小道，褪色的旧门，巷里的酒香。按中国人的通俗话，这叫“人气”。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蕴”、“厚重感”或别的什么形容词。平凡人参与不了帝国兴盛的大事业，只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无聊细节，便是生活的见证、家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