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话很能够为人接受。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你要是这么原则地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讲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协议》也重申这一点。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收复了，美国都承认了。这些话都好讲，但这话在当时情况下，不容易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