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秋开始，毛主席开始批评“反冒进”，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并指名道性地批评了周恩来等同志。

对毛主席的批评，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策问题的时候，也来不及仔细地分析和研究。这就是周总理的检查。我看周总理在那时侯只能够如此答复。你再能说什么呢？

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的，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绿灯。实践证明，不适当的过火的批评，挑毛病，不利于而是有害于发扬党内民主，不利于而是有害于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性。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其影响所及，在党内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比较正常向不正常的发展，以后发展成“一言堂”。这些我们都是有深切感受的。

周总理说“举轻若重”，实际上，他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凡事都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那比较我们这些人，就不知细致了多少。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开除党籍，解除一切职务，抓起来，关起来，监护了四年半，我就再没有见过周总理。监护期间我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为周总理去世了，要在那里开追悼会。我们也要求参加。人家告诉我们说没有资格。后来我对我的女儿说，有什么委屈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追悼，搞几块黑布盖上去，自己也在那个地方讲讲周总理的历史，讲讲周总理的为人，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心了。我对周总理的感情不能说不深，尽管我被监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1928年我们山西开了一个会，那时候讲究这个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结果把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开除出党。这个时候周恩来作了指示，说这是不对的，没有知识分子的领导也是不行的，知识分子已经为工人阶级服务了，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

1938年，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的将领包括徐向前等到太原。这个时候我可以参加阎锡山的会议，和阎锡山单独接触，建立了上层统一战线。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因此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还是他的下级。恩来同志到了太原，在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国民师范学校的礼堂讲话，礼堂很大，能够容纳3000人。结果那天听演讲的人把玻璃什么的都挤碎了，外面全挤的是人，满满的。我说，用个扩音器吧。恩来同志看不起那个扩音器，扒拉到旁边。那么个礼堂，谁都听得见恩来同志的讲话。那一次在山西轰动得很。阎锡山就说：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现在看起来，咱们看错了，人家那个地方有人才，实干，真正地能够干出活来。

雁北13县失陷以后，成立了一个战地动员委员会，邓小平在那儿负责，要成立这个战地动员委员会，归共产党领导。我刚到阎锡山那儿，阎锡山的指挥所就在太合岭口那个地方，他就谈起这个事情了。他说：真有人才，周恩来真是一个大人才，我请他写一个作战计划，人家没有用一天的工夫就给送来了。咱们没有这个人才啊！人才都在那一方面。阎锡山看了这个作战计划后，他一个字也没有改动。阎锡山对恩来同志很称赞的，他连说：人才！人才！真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