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周总理支持。他在西花厅开会，批评一些对小计委工作百般挑剔的同志。我是很少见到周总理发脾气，那次他把本子和铅笔都摔了。周总理力排重议，支持小计委，虽然有困难，但工作有成效。

1966年发生邢台地震，周总理亲自去灾区组织救灾，回来后多次找李四光谈地震预报问题，总要问个究竟，他是想摸索出规律来。周总理对建立地震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关心“文革”搞多久，但谁也说不清。1967年我就靠边站了，周总理想保护我，五一节时要安排我上天安门，造反派不让。周总理让李富春找我谈话，试图再保护一下，5月要开订货会，让我出来，造反派还是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