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老舍长子

我记得我父亲老舍和周恩来是同一辈人。很多人问周恩来高寿，周恩来一般这么回答，他说：“我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

周恩来喜欢同文艺界的人士交朋友，和其中的很多人是生死之交。我父亲与周恩来相识是在武汉。那时抗战刚刚开始，要组织一个文艺界抗战组织。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到底全国统一战线文艺家的组织由谁挑头比较好？周恩来建议不要让郭沫若和茅盾出面。最好另找一个人，这个人党派背景比较弱，但要非常爱国，文学上又很有造诣。冯先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就推荐了我父亲，说他一个人拎着一个小箱子刚由济南逃出来抗战，而他的家小又留在济南。是否可以请他出来主持这个事情？周恩来欣然同意。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是现在的文联和作协的前身。

大家一致推荐我父亲担任总负责人，当时不设主席，设立了一个总务部，主要是怕国民党当局派人抢占这个位子。总务部对外代表文联，对内管理会务，大家选举他。从那时候起，由他连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抗战结束。

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会举行，周恩来出席并作了一次讲演。讲演非常生动。我父亲对成立大会还有记述，说周恩来讲演时，突然提出他要早一点退席，说是自己的父亲也由乡间逃出来了，今天就到武汉，他要去接他。这件事说明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日本的侵害，全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据我所知，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周恩来。

由那个时候起，我父亲就非常崇拜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后变成他最崇拜的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人，提到的次数也最多的一个人。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周恩来召唤我父亲从美国回国。我父亲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先生到美国讲学去的时候，周恩来还在重庆。我父亲去同周恩来告别同时请示他：我们该不该去？去了注意什么？周恩来搞了一次小型欢送会，请了许多人给他俩送行，还讲了许多话。

我父亲走了以后，国内进行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6月，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推选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领导人时，周恩来就讲，现在缺一个人，这个人是老舍先生，他在纽约，咱们想办法把他请回来。

在周恩来的授意之下，当时大概有二三十位知名文艺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就联名写了一封信，邀他回国。这封信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到纽约，送到我父亲手里。

我父亲接到这个邀请以后，立刻回国。当时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刚刚开刀。他忍痛秘密地赶回来，但没有赶上开国大典。

我父亲1949年年底回到北京。1950年年初，在北京饭店举办了辞旧迎新的作家会议，周总理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次聚会是为了欢迎我父亲归国。当时我父亲就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还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看他，两个人叙旧，非常高兴。周总理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你又是北京人了。”

因为我父亲出生于穷人家庭，他对这个新的政权非常喜欢。所以，有一种狂喜的感觉，他立刻投入歌颂新政权的文艺创作中来。1950年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方珍珠》，送给中国青年艺术节去演。紧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创作了《龙须沟》。《龙须沟》实际上是周总理点的题，他还告诉人民艺术剧院的李伯钊，你记清了，老舍写的这个剧本，非常生动，为什么穷人喜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通过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