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这个朋友就来告诉我说：“唉，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以后应该很高兴的。周先生很关心你，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秦怡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演员了，怎么孩子都弄成这个样子，你们应该关心关心她呀！”

1957年9月，“亚洲电影周”，正好演《女篮5号》，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宴会上，正好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周总理想都不想就问：“秦怡，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斐斐现在还吐不吐啊？胃好了没有？”我当时愣了，总理怎么知道斐斐呢？那么长时间了，一个普通演员的事，他记得那么清楚，我当时真是眼泪差一点都流出来了。我记得从前有句格言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我觉得周总理心里也不是因为我秦怡啦，演员啦，他对每一个人，他接触过的人，都是关心的。我当时说：“哎呀，总理我都快要忘了，现在吐是不吐了，就是胃不好。您怎么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说：“哎呀，她小时候，我到孙师毅那儿去，那个时候多可怜呐！我看了你这个孩子这种样子，皮包骨，我想你每天在剧场演出，一定心里很着急。”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感激的话好。

1942年夏天，我们在歌乐山那边北碚演出的时候，我一直有甲状腺的毛病，粗脖子，长了瘤，一个朋友介绍我住到歌乐山医院。我不知道周总理因病也住在这个医院。有一天邓大姐忽然来看我，噢！我就觉得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医院。因为种种原因，我准备手术以后，想暂时隐蔽起来。我就问：“邓大姐，您怎么知道的？”她说：“恩来在前头住着哪！他让我来看看你呀，知道你在这个医院。”医院里的人告诉他的，说是我住在这个医院。我这种无足轻重的人当时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情。她说：“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不要老是急着要出去演戏，不要看着眼前。恩来他自己要来，他不能来，他现在在病床上，所以他让我来跟你说，一个演员生命长得很哪！你别在这个时候想着演戏。想着演戏，就不想开刀了啊，看得仔细一点，查得好好的，等身体养好了，你将来演的戏不知道可以演多少。”我说：“我一定，我一定不怕，一定很好地看这个病，不会只顾着眼前。”因为演员很容易这样，眼前有几个好的戏呀，这种创作欲望来了，就恨不得马上出去演，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周总理就让邓大姐来看望我，跟我说这个话，亲切得不得了，这种精神的药那是任何东西不能取代的。

有时傍晚的时候，周总理跟邓大姐在后院的石板小路上走走，散散步哇，聊天。我常常就站在一边看，看着他们两位，心里头就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看着他们的身影，我就觉得像是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一样。因为有这么好的人，他们现在管着这么大的事情，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要是跟着这样的人能够走下去的话，那将来肯定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当时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的，我不怕，就是开刀我也不怕，如果能够不开刀就更好了，我就出去好好干。当时真是很奇妙，我说这精神的药，我很快就好了，瘤子就不大长了，比进来时好多了，暂时不要开刀了。周总理、邓大姐又来看我一次，我就出院了。这也是一件我永生难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