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曰：

大禹，在后世人民心目中，其崇高地位可以媲美于他的高祖父、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他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

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其典范性和普世意义重在人文价值。禹王以解倒悬、纾民困为己任，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在当今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这场惊天浩劫所带来的深悲剧痛，令我几天时间里惶悚不安。从文友的一次谈话中，偶然听说大禹的故里在现今的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于是，在伤恸之余又增添了一层牵挂——北川属于灾区的重中之重，“禹王故里”肯定也深埋于废墟之下了。

大禹，在后世人民心目中，其崇高地位可以媲美于他的高祖父、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那首《生查子》词，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我自思量禹”，旨哉斯言！我觉得，在这位民族英雄身上，足资后世缅怀、景仰的人格精神与事业修为，实难一一缕述；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历史话题，当代学人关于大禹的言说，较之古代却相对很少。也许是认为，茫茫禹迹在当时就已如轻烟淡霭，玄渺无凭；而随着世代睽隔，更是前尘淹忽，难寻鳞爪。可是，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其典范性和普世意义重在人文价值。即以禹王视解倒悬、纾民困为己任，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在当今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大禹的身世与功业，距今已四千余年，可谓悠哉藐矣。但他自始就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虚幻形象现身，更不像后来某些疑古学家所说的只是一条虫，而是作为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禹在位十年，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先秦文献中，最早记叙大禹行迹的是《尚书》；继而有《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不仅述其言行，而且于其盖世勋劳尽皆交口称赞。许多文献中在“禹”字前冠以“大”字，译成现代文字，便是“伟大的禹”。

古代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家向来以出言有据、执事严谨自持，孔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关于大禹的德业，却是反复多次地引述，并且予以高度赞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长年累月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这真是崇高得很啊！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轲有言：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在《孟子》一书中，像这样谈论大禹，多达三十处。

《庄子·天下篇》引述墨子的话：从前，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山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禹亲自拿着盛土器和锄头，骤雨淋身，强风梳发。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竟这般地劳苦。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前一句歌颂大禹劈山浚河，治平水土，教民稼穑，划分九州，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丰功伟绩；后一句状写他的奉献精神。二者合在一起，完整地概括了大禹一生的德业。

二

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在古代神话系列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除了非洲、北欧与东亚外，几乎遍布于整个世界。这当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留给世人历久不磨的伤痛记忆。这种记忆又是群体性的，经过一代代的流传、丰富、夸大、加工，遂逐渐积淀而进入群体创造的神话。在这里，宗教信仰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以致把它归因于神对于人间充满罪恶十分不满，要用大洪水消灭掉他的全部创造物——而这些创造物，正是上帝用泥土造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一路发展来的。

但是，在中国，华夏民族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却没有洪水毁灭人类和惩罚原罪、人类再造的主题。大禹的后面没有宗教和神的存在。在对于洪水成因的阐释上，也与世界其它地方迥然不同。从中国古文献记载看，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比现在要温和得多，加之，森林草原茂密，雨量充沛，导致雨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一大祸患。因而，治水的大禹便更多地具有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其艰苦奋斗精神也就更具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这一类论断，已为近代气象学、地质学所证明：中国从五千年前的仰韶时代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剧烈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加之海侵的影响，便有了尧舜禹时期“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的记载。

从中华体系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华夏民族的神化英雄，既不像古希腊超人赫拉克勒斯那样，从天神那里派生出来，最后又回归到天神那里去，也不像由上帝派遣，像耶稣那样，始终遵循和体现上帝的意志；而是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道德表率力量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牺牲与奉献精神造福世人。他们主观能动地应合于“天命”，竭尽一己之力，而不做一切听命于天神的消极被动角色。大禹属于这一类英雄人物的典型。

古籍中记述的大禹，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不仅身体力行，勤于劳作，而且充满了人生智慧。他并非光凭一腔热情，只知挽起裤腿带头苦干，而是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符合实际的治水方案。接受乃父鲧阻障洪水导致失败的教训，根据水流就下的特性，确定了“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治水方略。《淮南子》说：“禹之决渎也，因以水为师。”以水为师，就是按照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河导川。他把很大精力用于实地查勘，为的是准确掌握河道流经地域的地形地貌情况。《禹贡》中记载，禹在查勘水情时，“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使用类似今天的垂线、角尺、圆规之类的测量工具，随地以堆石或刻记树木的方式作为测量的记号。看来，当时已经掌握了原始的数学与勘测知识。

说到大禹的智慧，古籍《战国策》中记载了这样一桩轶事：臣工仪狄酿造出了美酒，把它进献给夏禹。禹王饮后，认为十分甘甜，但从此就疏远了仪狄，也不再饮酒了。他说：我们应该记住，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嗜酒而遭致亡国的君主。讵料，此言竟然一语成谶。大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继位，晚年的夏启，“淫溢康乐”，饮酒无度，导致了国运衰颓；他的儿子太康尤其荒淫，饮酒、打猎，最后失位；待到末代皇帝夏桀，竟然构筑酒池、糟丘，宴饮时，最多达到三千人，像牛群饮水一样，在鼓声中一齐从岸上向酒池伸下脖子，狂吸痛饮。针对他的淫靡无度，民众们诅咒说：“太阳啊，你快点亡吧！我们情愿跟你一起亡呀！”夏代饮酒之风颇盛。这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中各种酒器占有相当的比重，可以得到证实。

殷商得国之后，便流传下来一句铿锵作响的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是，酒色财气，这些关系到基本人性的东西，世上是谁都无法禁绝的。结果，说归说，落到实际上，嗜酒、群饮之风照样炽烈，到了最后，殷纣王把它推向极点，以致其庶兄微子悲叹：“沉酗于酒”，“殷其沦丧”！周初，接受夏、商纵酒败亡的严重教训，立国伊始，便发布《酒诰》，把戒酒同成败兴亡联系起来，下令严厉禁酒，彻底制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

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以酒而亡其国”的惨痛教训，都一齐验证了大禹的见微知著的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三

如果说，关于大禹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巍巍之德、赫赫之功，在历代典籍中迄无异议的话；那么，对于他是如何得天下的，亦即继位的途径与方式，则各异其辞。大别之，有三类：

1. 禅让说。相信舜之于禹同尧之于舜一样，都是通过禅让，亦即由各部落首领推举并经过考核，认为可以胜任才正式就位的。

2. 攘夺说。认为在实现所谓“禅让”之前，曾经历过剧烈的权力争斗。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逼君”的结果。“禅”、“擅”同音，“让”、“攘”通借。“禅让”其名，而“擅攘”其实。

3. 虚构说。认为史无其事，只是一种虚言、传说。全然否定禅让的存在。

细检古代文献，发现其中关于禅让的记载，从《尚书》到《史记》至少在十五种以上。而且，近年出土的文献《郭店楚墓竹简》也进一步予以证实。可见，禅让之事，为晚周人的共识。因此，虚构一说当可排除。问题在于，先秦诸子对于禅让一事何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设问与深思。

以公元前2062年大禹辞世，而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来计算，对于先秦诸子来说，舜禹禅让故事当是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往事了。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在选择、整理史料亦即文本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深度的主观性介入。我们发现，关于禅让一事的叙述，先秦诸子的主观性因素，同样十分明显，表现为自行取舍，各执一词。

其实，今天看来，当时禅让的“庐山真面”，不过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而已。舜禹禅让，反映的原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其中的“禅”字，最初也许是有关礼仪的术语，或者本指任期届满后的一种权力交接仪式。这种禅让，既不同于世袭制的“家天下”，也不同于“汤武革命”的“打天下”，是一种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和平过渡的理想化制度。

然而，在儒、墨、道、法、杂家、纵横家那里，却弄得云笼雾罩，烟雨迷蒙，各自以其思想本体为依据去推演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他们解读禅让的本质在于实施仁政，将尧舜禹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墨家以尚贤为宗旨，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其思想集中体现平民的要求，奉行节俭，提倡生产，特别强调大禹的亲身参加水利、农事劳动、为天下先这些方面。概言之，孔孟侧重于尚德，墨子侧重于传贤。

而最有趣的是法家韩非的看法。他一面从崇尚暴力、着眼权谋出发，认为禅让实乃篡夺，是“逼上弑君”，为“反君臣之义”，指斥倡言禅让为“非愚即诬”的行为；一面却又说，当时皇帝这个宝座，除了受苦、挨累，找不到什么油水。

尧称王天下的时候，茅屋顶盖不加修剪，栎木屋椽不加砍斲；吃粗米饭食和野菜豆叶的菜羹；冬日穿兽皮，夏天着麻衣，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和给养，也不会比这还差。禹称王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耒、臿等农具，做干活的带头人，以致大腿上没有完好的肌肤，小腿上磨光了汗毛，即使是奴隶的劳作，也不会比这更苦了。由此说来，古时辞让皇帝之位的人，他是抛弃了看门人的境遇而脱离了奴隶的劳苦了。现在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子孙世代还能乘他的车子，因此被人们看重。人们之所以轻易地辞去古时的帝位，而贪恋现在的县令，道理在于实际利益厚薄不同也。

剖析得实在是透彻无比，只是，同他前面的“攘夺说”却大相径庭，互相矛盾——既然帝位无利可图，那还为什么要攘夺呢？

不管怎么说吧，大禹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就此，我忽然联想到那年在绍兴禹庙所看见的大禹塑像。像高六米，法相庄严，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一副标准的龙凤之姿。尽管听说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我还是不免心生疑窦。想来，也许像孔老夫子在论述大禹时所说的，“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禹王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太炎先生设计的塑像，当是取其朝会时的装束。

但我觉得，雕塑人物的衣冠形貌，总应反映其本质特征。如果能以劳工者的形象示人，肯定会更加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平添一种亲切感。而且，既然是“卑宫室”，大禹生前的住所就会像帝尧一样，“茅茨土阶”，绝不可能像后代的秦始皇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巍峨、华赡，无非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崇仰之情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