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四月九日北京国家图书馆演讲稿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缅怀傅雷先生的一生——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作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各位已经看过了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生平展览，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启发。这也是我个人的感觉。今天我跟各位谈的题目就叫“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已经念过了傅雷那些最有名的译作，包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另外，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看过了《傅雷家书》，因此，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应该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报告的。

当初，我是从研究傅雷的翻译开始的。我自己也是做翻译工作的，这一辈子，跟翻译结了不解之缘，不但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教翻译，还推广翻译，致力于提高翻译工作者的地位等等。在中国近代翻译史当中，真正令大家历久而不忘的就是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就这样，刚开始我对傅雷先生是远距离的欣赏，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继而研究傅雷，慢慢地，经过了很多年以后，逐步接近傅雷的精神世界。然后，从傅译（研究傅雷）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译傅，也就是翻译傅雷。我相信很少人有我这种机缘，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傅雷先生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那么严谨、认真、执着，如果他还在世，有幸跟他谈论翻译的话，一定会发觉，他的翻译使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他那个境界呢！所以我从傅译一直到译傅，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入傅雷先生的精神世界。

我先谈一下这机缘的开始吧。一九七九年，香港翻译学会有一个午餐的例会，我去参加了，不是刻意的，而是随缘的。当时有一个演讲，讲者叫宋淇先生，他是傅雷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宋淇先生的父亲叫宋春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宋先生在当天的会上就谈到了傅雷跟他的译作。大家记得一九七九年时“文化大革命”过了没有多久，他在那个会上谈到了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在那个午餐会里，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原来我一向知道的、从小念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的译者背后竟然有这么动人的故事，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出乎一种好奇，我开始对傅雷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中心去修读博士学位，并以“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作为主题。要研究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当然就必须涉及傅雷先生的译作。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这一辈子翻译了很多的作品，超过五百万字，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当你去了法国、去了巴黎以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巴尔扎克在法国人心目当中，他的学术地位、文学地位是远远超过罗曼·罗兰的。在法国还有专门研究巴尔扎克的“巴学”。这个“巴学”跟我国的“红学”相比也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