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李鸿章的副手，其才干与机敏比其上司差不了多少，甚至毫不逊色，如今待在京城里，不再是一名委员，而是行政官，一个半总督式的官职，他是事实上的朝鲜国王。没有跟他商量，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他的批准，什么也做不成。

著名的帕特南·威尔（Putnam Weale）于1918年在《在中国为共和而战》（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中记载道：

袁世凯已去天津当面向李鸿章报告，于1885年10月以帝国总督的身份耀武扬威地重返汉城。

但是福久不喜欢这个头衔，于是通过外交渠道向李鸿章要求澄清。李鸿章答复道：

至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就近咨商，以期妥协而防流弊。是以钦奉谕旨，派员驻扎朝鲜办理事务，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有不同。现派驻朝鲜之升用道员袁世凯即系奉旨饬派者，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而其应有之权利，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

中国要为这个职位选择一个恰当的称号，明显遇到了困难。作为宗主国，她不能任命一位公使，也不能贸然派一名行政官，因为中国已反复宣称了采取不干涉朝鲜国内事务的政策。从前派驻总领事的做法是明显的失败。于是将袁世凯派驻汉城，表面上是商务专员，实际上是一名政治代表，正如朗佛德和帕特南·威尔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点，也被后来的事件证实了。

袁世凯到来之前，已经有流言说，那场政变的领导人金玉均正率领一支日本远征军返回朝鲜。人们认为这个故事是闵妃党编出来的，因为该党知道，大院君和金玉均都憎恨他们，他们担心这两派对头联起手来。这个流言一直持续到年底，以致中国、英国和美国将炮船派到仁川，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袁世凯的到达与俄国代办韦贝（K.I.Waeber）的到来不谋而合，并与俄、朝两国签署一份秘密协议的消息撞在了一起。于是袁世凯没过多久便向国王提交了一篇文牍，题为《论背叛》。这篇文章之所以称为“文牍”，而非“照会”或“奏疏”，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在这篇“文牍”中，袁世凯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对朝鲜宽宏大量的政策。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避保卫朝鲜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她也不想侵犯朝鲜的自主权。一旦朝鲜处于俄国或日本的保护之下，国王就不再享有如此宽泛的主权了。于是他进一步提议结束与俄国结盟的任何企图，并通过暗杀悄悄地将叛国者金玉均清除掉。国王谦恭有礼地接受了这份“文牍”。

朝鲜宫廷与官场的腐败与阴谋仍在继续。李鸿章和袁世凯打算阻止朝鲜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其手段是在大院君的帮助下，肃清朝鲜政府中的不良分子。但是，自从回国之后，这位王子的羽翼被削，不得不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袁世凯也设法将其亲信金允植安插为外部大臣。这件事办成了，但是不久之后，在1886年6月，金允植突然被革去职务。针对闵妃党培植反对派的策略毫无成果，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日本过去的做法，多少觉得有些滑稽。

另一方面，闵妃党继续与俄国“调情”。韦贝身在汉城，冯·穆麟德被解聘后仍然长期留任，闵妃党成员频繁访问圣彼得堡，打算继续与俄国对送秋波，这些事情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886年8月13日，袁世凯用电报给李鸿章发去一份秘密文件：

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唯不免所有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

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十日

奉敕内务总理大臣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阁下

（大朝鲜王国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