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日请训，……请安，退下。……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邽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同一件事也记录于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传》：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自己的记述大不同于梁启超的记载，也大不同于其他的记载。对照一下这些记录，就会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谭嗣同虽然激进，却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会像袁世凯所描述的那样诉诸威胁。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何况他应该知道，威胁一个在朝鲜以大胆而闻名的人是徒劳的。

第二，在袁世凯觐见皇帝之前，谭嗣同便已建议去争取袁世凯对于君主的支持。因此，记载中提到的密诏很可能是真的，是朱笔所书，而非黑墨所书。

第三，在两份记述中，袁世凯都主动地发誓要支持皇帝，不辜负维新派的信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直到9月21日早晨才把阅兵式的谋划告诉荣禄，这时政变已在北京发动了。那么这里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荣禄要编造有关英国军舰行动的情报，以把袁世凯召回？袁世凯在9月20日从日落谈到午夜，究竟谈了什么？

第四，事实上，袁世凯抵达天津的时间，不是在他所说的日落之后，而是在下午3点钟。《国闻报》（1898年9月21日）报道他乘坐11点40分的火车离开北京，于下午3点钟到达天津。在天津站，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新任的兵部侍郎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