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看到“宣传宝”是哪一年，我都记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参加了工作。骑着自行车下班，看见“宣传宝”仍然在街头背诵报纸上的什么文章，身边只有几位拽着小孙子散步的老头儿、老太在听，放学的小学生排着路队经过，一齐放开喉咙喊道：“宣传宝”——吃干草——。“宣传宝”并不为之所动，继续满脸庄严地对着寥寥无几的听众演讲。小学生的喊声，又一次唤起了我对“宣传宝”生活状态的好奇心：这么多年，他究竟靠什么维持生计，同时向听众免费赠送报纸？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写小说寻访过“宣传宝”的家，回来对我们说，“宣传宝”属于绝对的赤贫阶层，独身，没有正式职业，住在草棚子里，用树枝和报纸煮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拾荒所得。他还说，“宣传宝”曾经读过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至于为何沦落如此，他也不甚了了。我觉得他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因为我曾经在路上遇到过去卖荒货的“宣传宝”，过于沉重的担子压得他两眼突出，脖子上青筋暴起，脊梁和扁担弯成一竖一横两张弓。

在那一片沉闷的空气中，被我们关注的，除了“宣传宝”，还有“幸福团”事件。当时这个团伙成员被判刑的公告遍布大街小巷，市民们对着上边的罪行仔细看了又看，怎么都觉得：对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从主犯到从犯，分别判处死缓、无期，以及十年以上徒刑，刑期都过重了。我当然也这么看，因为这群男孩儿大多是我们小学低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两个人的姐姐还跟我是朋友，他们的身份也与我相近，都是父母被关在五七干校专政班的黑帮子弟。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干部子弟”，父母长期被关押，孩子们在家大的带小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特别是那些男孩子，都处在容易走火入魔的青春期，又兼无人训导，一不留神就走上了邪道。“幸福团”的成员就是这么一伙孩子。

父母不在，天下者他们的天下。翻箱倒柜，找出樟木箱子里父亲压箱底的将校呢军服，戴上用各种手段弄来的绿军帽，再来双时髦的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儿懒汉鞋，骑上曾经标志着特殊身份的大链盒自行车，车子的型号为永久13型以及凤凰18型，号称由锰钢制作。看他们披挂着这身行头，成群结伙响着转铃，穿梭于各个机关大院时，那种得志张狂的样子，任谁也猜想不到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成了某次治安突击整治的靶子，按照从严、从快、从重的原则，被判了重刑。

“幸福团”的名字是他们自己起的，还是司法部门为了表明这个团伙的特征派给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犯罪的具体行为也有些模糊了，大约是在马路上骚扰女孩子、打架斗殴一类，但有一个细节是当时很让我惊讶的，还依稀记得。那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听《红莓花儿开》之类的老唱片，布告上将这一点列为聚众传播“封、资、修”文化，学唱黄色歌曲。

这一条罪状出现在印有十几个少年犯头像的布告上，颇有点儿以儆效尤的意思，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爱读小说的孩子会很谨慎，每弄到一本课外书，都藏着掖着，生怕背上思想意识不健康的名声。可后来，我还是被一次有惊无险的疏忽吓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