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只是我。关于“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

即使怀疑，也并非都是有效的表情。没有经历过迷失、行动或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怀疑或者只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虚妄。“50后”深沉地谈论“饥饿”，“60后”热烈地讨论“文革”和追忆“黄金80年代”，“80后”悲愤而又暧昧地抨击“商业”和“消费”，这一切，“70后”似乎都没有确切的实感，面对这样的话题和隐在话题后激动的面孔，你会有强烈的被抛出之感。这是先天不足。碎片之感、隔离之感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以至于无从知道自己如何与历史发生真正的关系。

无关主义，也无关立场，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历史的切入点，你将无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感；如果无法感受到问题和矛盾之源，你就如进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面空虚的困境。难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琐屑之中，就不配拥有进入历史并寻找自我的机会和权利？

在进入大学教书并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并非研究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你，研究者主体，无法从研究中寻找到与历史共在的感觉。这并不是在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非常有道理，但一旦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会立刻发现其中的可笑和苍白之处。更为致命的一点是，成为学者，也即确立一种阶层和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你再次被隔离开来。当学者仅仅是某种知识生产和一种职业的时候，它所蕴含的内在破坏力和启发价值就逐渐消退。我害怕自己再次未老先衰。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我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连接点。种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突然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网络，呈现在我面前。那早已遗忘的个人记忆——我走过的坑塘、经过的门口、看到的树木，那随父亲长年征战的铁球，百岁老人“老党委”家那个神秘而又整洁的庭院，童年与小伙伴决裂的瞬间，1986年左右全村、全镇种麦冬的悲喜剧，所有的细节都被贯通在一起，携带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如同暗喻般排阵而来。

在那一刻，个人经验获得历史意义和历史空间。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我看到村庄的坍塌。那座空荡荡的小学，它曾经是全村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上学，父亲在这里被批斗，也在这里领取一年的口粮；那个像孤魂一样移动的老人曾经是全镇，乃至全县的基督教长老，我曾被他的自信和光亮震慑，如今他信徒满座的家早已倒塌，而他显赫的家族早在新中国政权交移之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是的，村庄一直处于坍塌之中，只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面目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