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志杰：非常乱，反正家里比较好的就要逃难。（在海边）一个浪冲过来，有的（人被）打到海里头，结果有的夫妻同难了，小孩儿还在；有的是先生不在了，妻子还在。

一直身在上海的汪启一更是将此刻的乱象看得清清楚楚。经济混乱和疯狂的迁徙人潮，戳破了大上海无上繁华的幻影，甚至连军舰上也挤满了逃难的人。

汪启一：我们怕票乱买，就由司令整个掌握（票的售出）。黄埔（军校）第一期（校友）的一些眷属，当然我们优先让他们离开。我们站在愿意帮忙的立场，尽量地（提供帮助），只要飞机不满坐，又有票（就可以上），军舰也可以（带人），能够多带点东西就多带一点。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很自私，除了人员以外，还希望带部车子走。

那时候经济也很混乱。那时候大家都使用大头（银元），但为了制造经济方面的混乱，很多人又把大头分了，好像有袁世凯的大头可以值得高一点，民国多少年出的又要低一点。他们就讲，这里面白银的分量不同，结果更引起市场上的经济混乱。

逃难和撤离，成了当时很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命运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际遇，有人得以顺利撤离，有人却备受坎坷，历尽艰难才到达彼岸；有人能在遥远的他乡与家人团聚，有人却从此骨肉分离，再难一见。“美和”舰上的通信上士胡子丹，就做出了一个让他抱憾终身的决定。当时他的家人已匆匆从芜湖老家赶来上海，准备和他一起随舰去台湾，但他却没让家人和他一起走。

胡子丹：船一出来就靠外滩加油，那时候军舰可以带（眷属），但不方便的是，要先到定海，再到左营（在台湾高雄）。我想，这不把家里人给折腾了？等到下一个航次直接到左营不是很好吗？

但这一闪念间的犹疑，造成了胡家日后三十多年天各一方。

5月25日，正当胡子丹从家中吃过晚饭回到“美和”舰时，电报传来：上海已失，速速撤离。局势的瞬息万变顿时打乱了他的计划。

胡子丹：（船）赶紧开出来，回到上海黄浦江口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说上海不能进去，丢得太快了，我也呆住了。我呆住倒不是因为上海丢了，而是我的家丢了，家里人千辛万苦从芜湖出来的。那时候出来很困难，火车顶上都有人，人挤人地出来了，大包小包都打好了，准备搬到左营去。

那一年，胡子丹刚满20岁，但离别的伤痛从此种在了他心头。

钟志君也许要幸运些。他所在的空军伞兵司令部第一团本在南京驻防，但是1949年年初，当国民党接连失去东北、华北，长江防线正大兵压境之时，伞兵司令部接到了蒋介石发出的调防命令。

钟志君：全国只有一个伞兵师、一个空降师，不希望将来（南京）被共产党占领以后我们出不来，就先一步让我们离开。

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伞兵一团又接到了进一步南调福建的命令。3月下旬，钟志君和战友到达厦门，想到自己的家乡广东梅县离厦门不远，他就告假回家小住了几日，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钟志君：住了三四天，我看情况不对了，就赶快由梅县坐民船（回厦门），我妈妈送我到汕头。我是家中的独子，我讲可能我们会到台湾，她就关心我，要我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

1949年8月，当解放军攻入福建，厦门北边的福州、泉州相继易手时，钟志君和伞兵一团终于接到了去往台湾的命令。

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们，陆陆续续地跟随着各自的长官从战场上撤退，一路奔波后挤上军舰、民船，带着大批逃难的人群，跨越波涛汹涌的海峡而来——1949年这场惊天动地的大迁徙，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