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正当壮年之际，我下定决心远渡重洋，赴美研究。要到美国的哪里去从事研究，要作怎样的研究呢？幸运的是，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选择，都是拜江崎二极管的威力所赐。但此时的我，却已经在考虑尽量从江崎二极管的研究中脱离出来。我所希望从事的，是只有在美国才能做到的大规模研究，是对半导体新领域的开拓研究。这样的研究，或许耗费甚巨。哪家研究所可以满足我以上这些愿望？这样的研究，或许要在美国待上10年、20年吧。想到这些，我顿觉一片茫然。

当时的美国，从事江崎二极管研究的四大企业，以10亿美金为计算单位，按照其年销售量排名来看，通用电气（GE）排名第四，西屋（WH）第三，美国广播公司（RCA）与国际商业机器（IBM）并列第一。

我选择了IBM公司。选择IBM，不是因其增长率最高的缘故。当时公司的中央研究所已在建设之中，我进入研究所，不是加入他人的研究项目，而是有机会自己掌握主导权，负责科研项目。我所欣赏的，正是这份自由的气氛。

研究形式有两种，这与商业模式相同。一种是进入竞争行列，致力于最新的热门课题研究；另一种是我行我素，从事自己独特的课题研究。前者风险较低，因此研究者云集；而我的性格却偏偏喜欢后者。因此，我的研究没有背后支配控制的“老板”，这也成了我进公司的条件之一。老板，家里有一个就够了。

我于1960年2月进入公司，从纽约市沿哈得孙河北上120公里，有一个叫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小镇，IBM研究机构就散布在小镇周边。著名建筑家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为中央研究所设计了崭新的建筑，位于纽约以北60公里处的约克城高地（Yorktown Heights），第二年就能入驻。半导体部经理鲍勃·干萨摩为人认真，诚实可靠。此外，对研究作整体统筹管理的劳埃德·亨特富于学者风度，却又有着极其磊落的性格，我对他颇有好感。此人还是当时广为传阅的《半导体手册》一书的编著者，日译版本也已问世。作者本人曾赠与我一册，书中还有作者的签名，我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