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思想和行动，陈诚都是一名反共强硬派。

共产主义理论刚刚传播到中国的那几年，陈诚在北洋军阀把持的保定军校读书，军校毕业后投奔孙中山，在粤军当一名下级军官。此前，他恐怕没有机会接触到被列为禁书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也无缘与共产党人接触。

1924年秋，陈诚进入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同在一条战壕战斗，可是这时的陈诚已经加入国民党，自称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徒，其信念与共产党的更加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当黄埔军校一期生贺衷寒等人发起成立与共产党人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唱对台戏的孙文主义学会时，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该组织，并担任浙江省分会的负责人。

1931年至1934年，陈诚率部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权可视为奉命行动，但他在赣南的一系列积极的军事和政治行为，却是他反共思想的真实体现。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陈诚以蒋介石政府的参谋总长的身份，积极部署、督导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也似可作同样的历史评定。所以，1948年，中共将他列为国民党第三号战犯，并未冤枉他。

败退台湾后，作为台湾当局“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反共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反共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声援美国侵略朝鲜、筹划反攻大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推动建立东南亚反共战线等等。

不过，客观地评价，陈诚也是一位爱国者，准确地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当他的反共思想与民族大义形成冲突的时候，他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内部有“主和”、“主战”两派，陈诚属于“主战派”。1928年，他亲历了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1930年冬赴日本观摩军事联合演习，目睹并亲身体验了日本军人蔑视中国，蓄谋武装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虽然知道日本军事实力远远强于中国，但民族正义感驱使他力主抗击日军的侵略。回国后，他就向蒋介石建议，立即着手抗战和防御各项准备。这时距全国抗战还有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四天，正率部在赣南“剿共”的陈诚先后以第十八军长和个人的名义，给国民党政府中枢和蒋介石发电，请缨抗日。

请战书慷慨激昂：“……倭寇凶橫，藉端启衅，占我沈阳，辱我军民，犹复续开驻韩倭军入境，节节侵迫，此种举动，欺人太甚。凡属国民，同深愤慨，国难之急，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人，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決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

因为有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陈诚的请战未能实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诚也立即做好了赴援上海第十九路军的准备，可最终不得不服从军令，留在赣南继续“剿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渴望上前线抗击外来侵略，作为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可想而知他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