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蒋的亲信，陈诚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值得回顾和探讨。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流落关内，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先后被蒋介石调到湖北、陕西围剿红军，吃了几次败仗，损失惨重。时适华北事变，官军抗日热情高涨。而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苦谏，要求抗日，蒋均不允。在西北军杨虎城的支持下，他最后决定实行“兵谏”，发动了惊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陈诚“有幸”与蒋介石共患难。

陈诚对张学良是有门户之见的。在陈诚看来，张完全是一个外来人，只是由于1928年的投机而获得蒋的宠爱。他既不属保定系，也非黄埔系。他的存在还是自己发展的障碍。

据樊崧甫说，1934年1月，张学良从国外回来（热河丢失后，张替蒋背黑锅，引咎辞职出国），蒋委任他为鄂豫皖三拾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自兼。此后，调张的东北军开赴武汉，南下“剿共”。这段时间，蒋似乎有以张为继承人的意思，陈诚瞠乎其后，怏怏不快。1935年夏，张学良向蒋告状，说“土木系”将领樊崧甫统领的四十六军（由土木系部队组成）进剿不力。陈诚在蒋面前反驳道：“说别人进剿不力，我相信，说樊崧甫我不相信，他历来是最努力的。”后来，樊崧甫反告张学良，说：“张部作战不力，势将通敌，武汉腹地，不宜使之久居。”1935年秋，蒋介石调张学良赴陕甘“督剿”红军。①

按陈诚本人的说法，1936年9月中旬，他就接到了情报：张学良将有异动。他当即转报蒋介石，并附上个人意见：“汉卿异动，名为抗日，实即脱离中央，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应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极力防阻之；决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动……”其时，蒋已在西安，便命陈诚飞过去，与张学良从长计议。

陈诚因绥东战事——满蒙伪匪在日军操纵指挥下，攻击红格尔图——耽搁了一些时日，由太原乘车至西安时已是12月7日。他先到临潼华清池见过蒋介石之后，和其他军政要员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

到达西安前几天，陈诚已由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为军政部常务次长，但未上任。在西安几天，他与张学良就抗战、联共等事宜面谈过几次。陈态度强硬，坚持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方针，而张也不退让，称陈“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双方未取得一致。陈诚感觉西安的空气越来越紧张，面见蒋介石，要他离开西安，但蒋未同意，要陈诚做做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但陈连东北军的面都未能见到。

11日，陈诚患感冒，在寓所与部属草拟剿匪方案。他虽“对于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终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变方式，且不料其发动之速。”

当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