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老师贝尔先生（Mr Bell）曾在日本集中营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而在学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经受过拷打折磨，舌头也被割过，因此讲话会口齿不清。战争夺走了他的健康。在读书时，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艺术馆的存在：之前从未看过任何艺术复制品的书籍，也从没有在书上看到过艺术品的素描，直至遇到戈登·贝尔老师。我才意识到，以前读过的书都是没有图解的，自己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视觉语言的地方。直到17岁，在我打算搬到伦敦的前一个月，贝尔先生建议我前去参观曼彻斯特美术馆，这次经历才切实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时的学校已经开设了艺术课程，但竟然一直未能涉及具体的画作和美术馆，实在是有些奇怪。我们学过建筑、城堡，也稍微了解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与18世纪的建筑、海报、工业制图和字体设计，但这称不上是最好的教育。为了尽到职责，贝尔老师让我们画生活素描，但这并没能将我的精神和手指连接起来，开始真正的创作。然而，用艺术点亮了我心中某些角落的人也正是贝尔先生。记得在最后一个学期，他给我看了一本关于印象派艺术家的书，让我通过印象主义的方式来描绘一些照片中的场景。他同我交流，介绍修拉的点彩画作品，向我展示了印象派的许多技巧，“不要用小画笔，别贪图安全。”我逐渐开始用大的模板刷来绘画风景和静物，方法上也变得更加随心所欲。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画时装素描，称赞我很有技巧。贝尔先生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认为我应该去上艺术学校，也帮助我准备了申请的材料，但更重要的是，他给予我勇气，鼓励我“要继续，不要放弃”。后来我认识了他的儿子依凡（Ivan），他告诉我贝尔先生因为总是提起我，还曾经惹得家里不开心，他的妻子都听烦了！

历史老师斯科特先生的背景虽然没有戈登·贝尔那么显赫，但却更加年轻，更富有政治热情。薇薇安在格洛索普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是他教的，在被称作“公民学”的特殊课堂里，斯科特用自己骄傲的自由主义思想点燃了学生心中的热情。

他对我们解释的第一件事就是人身保护法里的基本条款。他满怀自豪地倡议文明和民主，憎恨专治监禁，仇视法国君主政治所引起的巴士底狱动荡。他经常说：“只有坚持自由，我们才能享受民主。”感谢他让我在16岁时接触到这一思想。

即使斯怀尔一家没有搬到南边，薇薇安也还是会用贝尔先生帮忙准备的资料去申请艺术学校。几年后，她对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想法开始出现了动摇，是曼彻斯特美术馆和贝尔先生的殷切期望，使她将自己与其他女同学暂时区分开来。此外，母亲多拉的例子也让她相信，女性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些经历为薇薇安带来了不安，这种不安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于“薇薇安·威斯特伍德”的事业里，它是一种介于商业利益和纯粹艺术之间的矛盾。薇薇安的期望是能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文学点亮了她的世界，贝尔先生又坚信她有成为艺术家的天赋，这些都给了她很大的力量。但是她凭借这些，又能做什么呢？

在这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伦敦、马尔科姆、时尚、艺术和政治，都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快到17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认为如果举家搬到伦敦，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机会，于是在哈罗（Harrow）买下了一间邮局。1958年大概在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搬到了伦敦，因此我并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在16岁离开格洛索普语法学校。我在学校还上了几个月的六年级课程。凭着和贝尔先生一同准备的资料，我去申请了哈罗艺术学校，并且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