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该说这些，但此外还有什么时候能说呢？那时候，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认为“你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必须是你的“真命天子”，全世界除了这个人，其他任何人你都不需要。所以如果你还需要其他的人或事，就像当时的我一样，那就说明事情不对。那时我就知道，部分是由于苏珊的启发，我需要的是智慧的沟通，心灵的交流。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想了很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不过，我和德里克也并非不幸，最初的一段时间非常幸福，我们相处的十分融洽，很快我就怀孕了。怀孕和照看宝宝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大量思考，尽管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我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当上老师，嫁给德里克，生下了儿子本，这一切的发生都太过迅速。我不再信奉上帝了，当时我还只有22岁。弟弟戈登当时交了一个很友善的美国女朋友，名叫莱斯利（Lesley），她有时候会来和我一起住，帮帮忙。那是1962年，莱斯利强烈地反对越南战争，虽然和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她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得知我信奉基督教之后，她发起挑战，让我为自己的宗教辩护，但我却发现自己哑口无言。很多教条我都已经不再相信了，而很快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源自于儿时所形成的一份情感承诺——我在看到耶稣受难像时自己许下的承诺——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如同纸牌屋一样在我面前瞬间崩塌。小多利的白日梦终于醒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我只希望通过不断地阅读来寻求答案。

莱斯利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和戈登相识于伊比沙岛（Ibiza，位于地中海西部）——似乎是在嬉皮之路上——我和她在伦敦一起看戏剧，有一次甚至还搭便车一起去德文郡玩，一路上都在讨论越南；还记得当时载我们的人是画家德里克·布歇（Derek Boucher）。对忠诚、宗教、政治，她都充满挑衅态度。她是那种在国歌响起时都不会起立的人，她帮助改变了我。于是我想，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结了婚，之后夫妇二人的热情渐行渐远，那么是否应该结束这一切呢？

在1963年，一个年轻的母亲提出离婚，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薇薇安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苏珊以及舞厅的朋友们，得知她宣布这个消息时全都惊呆了。当时本才出生几个月，而她却想离开德里克。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产后抑郁症的表现，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两人有了不同的事业，再加上有了孩子所产生的压力。但是薇薇安却非常坚持自己的选择。对于更深层次的智慧和文化的渴望唤醒了她，让她坚信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在等她，会和她一起走上这条探索之路。

这些是我走向政治化的过程，当然与我的童年、理想和经历有关。而这些却成了我与德里克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所做的事和努力的方向都是和天空有关的。我记得他那时是滑翔员，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是有一次他从邓斯特布尔唐斯（Dunstable Downs）滑翔而下，真是太刺激了。他简直棒极了，这让我十分激动。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当他成为飞行员之后，你知道他最享受的是什么吗？是给乘客们做公告，那就是他的热情所在。而我的兴趣却转变到政治上，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