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乔和本去外婆家住了一个月，马尔科姆与我则去了法国，在海滩上露营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回来后，乔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新学期开始，我马上又要开始工作，便把乔送去托儿所。两周后接他回来，发现他患了紧张性精神症，从情感上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马尔科姆才设法让他笑了笑。我只能跪在地上，感谢上帝。第二天上班时，我便递交了辞呈，解释自己马上需要赶回去照顾小孩。但这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没钱了，没有任何收入，住不起誉皇居大厦了。我试过和多拉一起住，但是双方育儿理念相差太大。当乔打破了东西的时候，她想打他巴掌——家里乔能够到的小饰品太多，无法全部打包收好。所以我们经常争吵。当时爸爸建议我们住在门前的小屋里，后来就想到可以去住他们在普利斯坦丁（Prestatyn）的大篷车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我们全家住进了大篷车。

在时尚行业中，薇薇安毫无疑问是真正体验过贫困的少数人之一。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她，也有一些积蓄，但是薇薇安坚持自己带孩子，并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她必须接受住在常年刮风的普利斯坦丁的大篷车里。她把本从学校接了出来，决定靠家庭津贴（每周6英镑，加上在市场里找到的食物）度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养育孩子。这是薇薇安的一个很显著的性格特点。她后来之所以能勇敢无畏，不在乎批评和商业成败，或许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薇薇安从极其贫困的环境中走出来，实现自给自足——并养成了富于创造力和积极的心态。“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正如她所说，“有时候，你能说和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记得乔就是扶着大篷车的侧面学会走路的……”

那座公园靠近普利斯坦丁附近的农场，可以俯瞰迪伊河口，甚是荒凉。本还记得，即使对于一个七岁小男孩来说，那个大篷车也嫌小，且没有自来水和独立卧室。但是对于他来说，那里就像吉普赛马车一样神奇，是母亲亲自书写和策划的一次冒险。作为注册教师，薇薇安有权让本不去上学，母子三人就住在一起。薇薇安偶尔会心血来潮，带着乔和本去野外散步，到田地里采摘野果和蔬菜。“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外婆多拉送来一个蛋糕，”本回忆道，“那简直是最让人激动的时刻了。妈妈吃了大半部分，但是我并不介意。我必须说明，她从来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生活艰苦。我一直都知道，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总是那么有趣。”虽然在经济上很拮据，也不知道大篷车的生活会持续多久，但是乡村生活让薇薇安感到释然，而且有时还让她能够更好地思考。她读哈代的小说，做编织活儿，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和儿子们待在一起，这是任何工作或普通生活都无法做到的。有两次，她还邀请马尔科姆到北威尔士来探望他们，一起讨论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