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我延伸设计出了最早的一批街头胸罩装！我从未去过波多黎各，对那里没有任何了解。但是我可能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只穿胸罩上街的波多黎各人的样子。她们穿着小短裤配胸罩，头发里卷的是可口可乐罐，而非卷发夹。所以这种装扮并不仅仅只是在模仿流浪者，或是被强奸之后的样子，同时还要营造出穷困的感觉。此外，这种风格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十五岁时的经历：当时有位二十四岁的女性朋友，名叫玛乔莉·奈勒（Marjorie Naylor）。她是棉纺厂的织布工，经常头顶卷发夹就出门，一戴就是一整天。如果晚上要出门的话，她才会把卷发夹拿下来。所以我想说的是，朋克风格的元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人们会穿着特别大或者特别小的服装，做旧风格的服装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还有那些穷人风格的服装。有些人的生活要远比我们艰难，经历也远比我们更富戏剧性。我是这样理解的：贫苦人群也有特定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带来了更丰富的经历，因而他们的服装也便呈现出令人景仰的光彩。他们是英雄式的人物，他们的服装就是历史的反映。

薇薇安和马尔科姆早年的合作成果十分丰富，也极富创意性。而这些合作也为服装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表达语言，并最终超越了朋克风格，例如扯烂和撕裂的T恤和旧牛仔裤，“复古”式样，不同风格、标语、贴花和“拼接”（这是一种模仿当代艺术手法将其他东西粘到衣服上的设计）的混搭——在过去的时尚年代，这些设计都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段多产的合作关系中，最有趣的产物应属——薇薇安和马尔科姆的儿子乔。乔·科尔自身在时尚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乔创立了高端内衣品牌“大内密探”（Agent Provocateur），这个诙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境遇主义术语。

乔身上融合了诙谐幽默与温和敦厚两种特质，同时还带有些许谨慎的乐观性格。在为母亲的设计作品走了多年T台秀之后，乔已经成长为一名不容小觑的时尚界宠儿。他在对自己进行总结时，总会带上一个标志性的憨厚笑容，“人们总是觉得我很吓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以设计褶边内裤为生，但与此同时，我的母亲仍然在为我挑选衣服！母亲和马尔科姆两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找到了彼此。无论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联手颠覆了整个时尚界，而很难说究竟是谁启发了谁。马尔科姆在操纵媒体方面堪称天才，而在境遇主义的影响下，他能以反政府统治的姿态跟我的母亲合作，并在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都采取反直觉的方式。马尔科姆一直对当代艺术十分感兴趣，其专注程度远远胜于薇薇安。而薇薇安则对于工艺更感兴趣，并且她确实了解如何进行制作。所以联合起来就是：马尔科姆负责宣言创意，例如‘没有未来’（No Future）和‘来自混沌的卡什’（Cash From Chaos，用于致敬传奇民谣摇滚歌手Johny Cash的标语）；但真正使这些想法得以实现的，是薇薇安的制作技艺。薇薇安才是让这些想法切实可行的人，是她将这些概念变成了人们想要购买的时尚，变成了可以穿的时装。所以人们说马尔科姆才是那个‘创意者’，而薇薇安不过是将创意缝纫起来的人，这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如果不能将想法加以表达的话，创意本身什么都不是。我认为，薇薇安的想法，以及她将创意实现的方式，才是一切成功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马尔科姆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感到恐惧，从而拒绝承认。我觉得，在离开我母亲的时候，他绝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知道，他一生中再也不可能和其他任何人复制这般合作。只有薇薇安能够将他的想法变成现实。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其他任何合作者。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他的悲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