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托尔主持的“托尔委员会”的顾问代表里根总统调查了此事，而这名顾问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国安会顾问助理斯蒂芬·哈德利。我和他都发誓说，如今的国安会绝不会越权，只会有效行使特定权力，彻底执行总统的命令，而不是敷衍了事。鉴于我所担任职责的特殊性，我决定在工作中低调行事。

如果国安会只做个“诚实的中间人”，将极大地帮助内阁部长通力合作。如果各部门在政策执行上出现分歧或出现“自扫门前雪”的情况，那么国安会应当出面调停。但国安会并非万金油，事事出头，也没在各部门工作出问题、无法高效运转时大显神通的本事。大多数时候，国防部和国务院必须想办法进行不同层次的合作。

当然，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常会出现嫌隙，曾经有过这样的实例。卡斯帕·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 就曾出过问题，这两个部门老大很少沟通。并不像人们所说的，国务院和国防部本就互不相干。事实上，考虑到军职人员在使用武力时通常较保守，很多时候国务卿甚至比国防部长更愿意行使军事权力。

而国防部长也热衷于干涉外交事务。同国务院相比，国防部的预算为其40倍，可谓家底丰厚。国务院有时发现他们对于国防部的行动既爱又恨。例如2004年印度尼西亚的地震事件，如果不能借助国防部超强的实力，美国就很难对这种人道主义危机做出反应。比如，美国军方拥有一艘名为慈悲号的医疗船，在世界各地行使人道主义使命。在理想的情况下，军方的这种职能跟大使及大使馆的外交职能相得益彰，让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可以统一口径，在面对机会时统一行动。

但并非每次都能这样。世界上总有一些喜欢特立独行的军界高层，他们会跟外国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关系，而这些领导人又会对事态的发展造成影响，让外交政策和安全策略顾此失彼。那些军界高层势力强大，比如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他住在夏威夷，每次都会乘坐军用飞机横跨太平洋，飞抵亚洲。与之相对的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出行时却只能无奈地联系商务航班，忍受超过24小时的飞行。

当然，国防部办公室的非军职人员也会对外交政策的实行广泛地发表意见。国务院的官员则必须礼貌地提醒他们，让其他国家按照你们的想法行事并不容易。国务院会有自己的政策，但因行事方式的不同，国防部的人经常会批评国务院的工作方式。所以，有时候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会有点儿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科林·鲍威尔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无法避免。两人相交多年，私下里也很尊重对方。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不那么信任。不过，他们往往不会正面交锋，当然也就不会在总统面前针锋相对了。拉姆斯菲尔德总会提交我们称之为“雪花”（snowflake）的备忘录，旁敲侧击，甚至公开批评国务院或国安会的行事方式。这些备忘录所反映的议题往往已经讨论过，但人们总觉得拉姆斯菲尔德会提出新的见解或重要的建议。开会时，他绝不会干坐在那里，而是频发苏格拉底式的问题，让鲍威尔很是难堪，导致两人的关系越发紧张，直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然，鲍威尔也不是软柿子，声称国务院不会总是亦步亦趋地讨好白宫。外交官员总认为总统及其身边的政治顾问不谙外交事务，他们才是专家。而这种看法有时会让国务院揣摩总统的意图，有时他们甚至会将消息泄露给《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而国务院在外交事务上舍我其谁的态度在布什政府的头几年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几十年前，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谈论过这种现象。艾奇逊在其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中说：“总统和内阁部长总会换来换去，但国务院这样的部门总会存在，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总统不信任、不喜欢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