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认错。第二天，在瑞典特使官邸同欧盟大使会面，我的霉运又至。我本应该向众位大使说明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观点并非信中所示，我们应该通力合作，但是因为他们针对该议题的问题咄咄逼人，我的好胜心占了上风。“我们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我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但他们肯定会向各自元首报告会议内容。事实上，我的话瞬间传遍了欧洲大陆。

祸不单行，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布什原本要到瑞典参加第一次美欧峰会。欧盟当时有15个成员国，由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三大机构组成的美欧峰会每半年一次，由这些国家的元首轮流主持会议，这次轮到瑞典做东道主。由委员会主席和瑞典总统主持的会议死气沉沉，大家都照本宣科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而由幕后团队出谋划策制订的“干预措施”让所有议题均变成了例行公事。后来，我们讨论了北约在欧洲的扩张问题，我跟布什说我有意见要发表。令我诧异的是，他对代表团说：“康迪 ，你要说的话就快点儿。”我当时十分生气，因为他那随意的腔调似乎并没有顾及我的身份。

以前，布什也喜欢替我把话说了。一天，当我站在总统办公室时，我终于忍不住了，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我们私交很好，你知道我心里所想。我也知道你本意是好的，但外人肯定会觉得你不尊重我的观点。”他听完我的数落后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也觉得将这事提出来不妥，但我做得没错。我是幕僚，而不是内阁部长。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外国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总统会听取我的意见。一段时间过后，我确信没人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布什也会跟人家说，我跟他情同兄妹，但要找到其中的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瑞典那晚，布什总统需跟各国元首出席晚宴，鲍威尔去出席外交部长级招待宴，所以只剩下我和卡伦·休斯作为被允许携带的工作人员，陪同总统进入晚宴厅。我们所待的那个房间很冷，几个人坐在一张相当不起眼儿的长桌子旁，各国元首又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给布什没完没了地“上课”。他们讲述的内容并无区别，只是语言不同罢了：“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大难题，而美国总统竟然不顾盟友的反对拒绝履约。”“你们难道不知道整个地球正遭遇危机，只有《京都议定书》能拯救我们吗？”在宴会上，大家只谈论这一个话题。尽管跟我之前预测的情况并无区别，但听到他们七嘴八舌的数落仍感到恐慌。其间，布什将翻译耳塞取了下来。我心里想，噢，看来他是想告诉大家，他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我那时也觉得轻松了些，但随后他只是将耳塞换到了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