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那天与往常没什么区别。9月10日，白天我参加了布什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的会面，晚上和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戴维·曼宁一起吃了晚饭。

11日早上6点半左右，我来到办公室，看了看各种新闻剪报、电报和情报报告，也没什么特别的消息。那天晚些时候我还要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演讲。

不管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恐怖主义威胁，还是朝鲜和伊朗这种拥有发射高科技导弹能力的政权，我们都必须谨慎应对，鉴于此，我计划实施导弹防御计划。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处理恐怖分子的威胁，国安会方面自会处理。我和哈德利探讨后决定，要么是他，要么是我，或许还可以让总统发表演讲，把我们对付“基地”组织的新策略公之于天下。的确，当时我的心思全在导弹防御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布什总统过分在意他国的导弹威胁，我就是要和这些批评家对着干。

那天早上，布什总统要前往佛罗里达参加一项教育活动，按照惯例，应该由我和哈德利陪他前往，但此次只有短短的一天的行程，我们就派了战情室的主任、海军上校德迪波拉·洛伊陪同总统。

就在离上午9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正站在办公桌旁，这时我的行政助理和陆军上校托尼·克劳福德先后进来向我汇报，他们说一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真奇怪。”我说道。我想可能是一架小飞机偏离航线后才撞击了大楼。我马上就想到不久之前一架飞机因机舱内压力下降致使飞行员失去意识而坠毁，高尔夫球手佩尼·斯图亚特就死于这场事故中。

几分钟后，克劳福德进来说是一架商务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我马上打电话给布什总统报告此事。“这起事故真奇怪。”他说。我们决定保持联系。我走到楼下的战情室召开参谋会议，我一边听国安会高级主管讲话，一边围着桌子不停地走动，这时克劳福德突然拿着一张字条走了进来——第二架飞机撞击了世贸中心。事后他们告诉我说，我当时只是相当冷静地说了声：“我得去看看。”也许我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但当时我知道肯定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当时战情室（后来进行了改建）只不过是一个以嵌板隔开的会议室，旁边就是操作中心，配备有文职工作人员和军职官员负责监控各处情报的往来，以及接听打给总统和国安会官员的电话。他们和设在中情局、国务院的操作中心保持密切联系，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联系也很频繁。

我来到操作中心，电话声此起彼伏，多个电视屏幕播放着自纽约传来的画面，工作人员一边盯着屏幕，一边扯着嗓子说话。我试图联系国安会首脑，乔治·特尼特此刻早已去了兰利市 的安全点。鲍威尔在拉丁美洲，一想到他可能置身哥伦比亚我就感到一阵战栗，因为在当时那里可谓“恐怖主义的温床”。幸运的是，他那时在秘鲁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我打电话给拉姆斯菲尔德，但怎么也打不通，后来才知道他的电话一直占线。这时我转过身来，正好看到监视画面里一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的画面。

我还没来得及想对策，特情处的人就进来跟我说：“赖斯博士，你得马上去地下掩体里躲一躲！整个华盛顿的建筑物都可能被飞机撞击，接下来肯定轮到白宫了。”我转身朝掩体走去，突然又有人报告（报告内容不实）国务院被汽车炸弹袭击了。

时间过得飞快，在去往掩体的途中我停下来给住在伯明翰的艾尔托叔叔和康妮婶婶打去电话。“华盛顿这边情况异常糟糕，”我说，“转告大家我没事。”

接着，我又给布什总统打去电话。“我正往回赶。”他说。

“总统先生，”我说，“你待在原地，暂时不要回华盛顿。”

弗兰克·米勒就站在我身边，他说道：“告诉总统他现在不能回来。”米勒身居要职，负责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工作，是我十分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