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米士奇，话题就从这一中共中央文件切入。

据米士奇告诉我，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24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紫光阁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17部电话机”），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其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也就是说，当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负责人都要用电话跟米士奇联系，而米士奇则随时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报告。这样，王洪文就可以掌控全局，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排除在一边。

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之中，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米士奇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打去的电话之后，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华国锋明白，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华国锋问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米士奇在讲述了“紫光阁风云”之后，应我之邀，讲述了他的身世。

很巧，米士奇与我同龄，1940年1月4日出生于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是普通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亲戚是高干。他怎么会进入中南海呢？

米士奇告诉我，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