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声为什么要紧盯那辆红色汽车呢？因为何香凝、杨杏佛和他曾一起分析过形势，最担心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把廖承志等人秘密押往南京。一旦到了南京，连个下落都弄不清，营救就困难了。总算还好，那辆红色汽车兜了一个大圈，并未驶往南京。

吴凯声进入“市公安局”之后，当即去找该局局长。这位局长姓文，他的哥哥跟吴凯声在法国留学时是同学，所以吴凯声在他面前算是有点“面子”。吴凯声要文局长给市长吴铁城挂电话，明确给予答复：“放，还是不放？”

大约晚7时，吴铁城在电话里告诉公安局长：“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罗登贤、余文化仍旧看押。”所谓“责付”，即由律师负责，保证在被告保释之后随叫随到。如果被告逃跑，则律师受法律制裁。

“由我‘责付’。”吴凯声说道，“另外，中委何香凝、柳亚子两人愿做廖公子担保人。”

柳亚子当即赶来，办理担保手续。考虑到何香凝正卧病在床，未敢请她来——因为保释廖承志之后，反正要送到她家，可在她家补办担保手续。大约到了夜11时，总算办毕有关手续，从狱中解出廖承志，当即由吴凯声陪同，驱车前往光裕坊。

吴凯声记得，下车之后，他走在头里，见到何香凝正卧病在床。他大声地报告好消息：“何香老，承志回来啦！”

何香凝翻身下床，病容顿消！

翌日，就在何寓一片宽慰之际，突然又传来紧急消息：下午有记者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罗登贤、余文化以及另两名政治犯被秘密押上火车，前往南京。那另两名政治犯，即不久前在沪被捕的红军军长陈广（陈赓）及其妹陈淑英。记者迅即赶往“市公安局”，该局守口如瓶，对此只答“无可奉告”。

何香凝并不因爱子获释而停止斗争，她决心为解救“罗、余、陈、陈”而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她马上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系。

第二天——4月2日——由宋庆龄、蔡元培共同署名，给汪精卫发去了电报：

南京，行政院汪院长、司法行政部罗部长勋鉴：世日（即3月31日）沪特二法院判决移提共产嫌疑罗余陈陈四人，今晚（即4月1日晚）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敬候电复。宋庆龄、蔡元培，冬（即4月2日）。

4月3日下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亚培尔路331号（今陕西南路）举行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郁达夫、胡愈之、吴凯声、王造时等30多人出席。会议一开始，先由杨杏佛报告营救廖承志的经过。接着，着重讨论营救“罗、余、陈、陈”问题。当场推选出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四人为代表赴南京进行营救工作。另外，组织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王造时、沈钧儒、陈彬龢七人组成。

无奈，手握屠刀的蒋介石正在加紧“安内”：

6月18日，为了营救别人的杨杏佛先生，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吴凯声冒着生命危险出面处理杨杏佛身后事宜，并在法租界巡捕房找回杨杏佛记录众多民主人士名单的笔记本，转交给蔡元培，保护了许多的民主人士。

8月29日，罗登贤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陈赓因当年救过蒋介石一命，经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终于获释，在1933年5月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55年陈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