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带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高帽来指责王安石变法的负面，法家以商鞅变法骤富暴亡的脚镣来定论王安石变法，一堆既得利益者以文革般的大字报纷纷写各种传闻诽谤王安石，甚至以佛门报应来诅咒王安石，说王安石早逝的儿子在阴曹地府受酷刑泣求王安石不要再行新法及早回头，说王安石受此咒詈，醒来后便一连十来道表章告病辞职。更有甚者，以说书的方式四处宣扬老百姓对王安石变法的愤恨。如此，他们通过著史者讲史人年复一年地记录讲论，将王安石塑造成“元凶”，将他的追随者定为“佞臣”，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梁启超，愤愤不平，在其《王安石传》里一一列举：“当熙宁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祐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

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王安石生前在《上韶州张殿丞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激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慊，讪在后而不羞，苟以厌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

王安石自己，正是作了牺牲，殉祭于“杂出一时的执笔者”的书桌之上。他是庄子笔下的那只灵龟，它能现梦于宋元君，却不能避渔者之网，其智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而不能避刳肠之患。

王安石有一首《读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身后的纷纷扰扰：活着的时候被人误解，死后，更是小人乱语。“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抹去了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的不过是一些糟粕，正如《庄子》所云：“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真正美好的东西是流传不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这区区文字又岂能表达高贤之意呢？我们所守着的不过是千年历史文字的劫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