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下肢瘫痪的艾迪特小姐，因霍夫米勒少尉的同情而萌生爱恋，但终因少尉的软弱退却而自杀。茨威格想以此告诫人们，有卑污的同情如霍夫米勒少尉，也有圣洁的同情如康多尔大夫。可是，读者宁愿为卑污者辩，为圣洁者难。

一

……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灼难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的“绝命书”是这样地笼罩着人，以至我读他的任何小说都无法摆脱它。更叫人震惊的是，自杀前4年在流亡中写的“UngedulddesHerzens”（《心灵的焦灼》），像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预示了“Ungeduld—焦灼难耐”的结局。茨威格的文字生涯就是一部心灵焦灼史。直到他的“绝命书”，仍情不自禁地要用Ungeduld作为绝笔—“而我，一个格外焦灼难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心灵为何焦灼？

爱与同情。

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

活着的人们，别忘了茨威格，他是用自杀把“同情”定格为生存的疑难，亟待你们的解答。

茨威格用仅有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他终生关注的问题：同情，以及同情的限度。

茨威格把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心灵的焦灼》，我以为不管他有意无意，名称强调的是问题自身的疑难性质，换句话说，“同情”本身正是使心灵焦灼的一个问题，或心灵焦灼的正是它所能承担的同情的限度。

中译者更名为《爱与同情》，似乎是把“同情”当作结论来看待了。事实上，茨威格也有这种看法，他借康多尔大夫的口明确规定两种对立的同情观：

同情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拒绝，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只有下决心走到底，直到最终的痛苦的结局，只有怀着巨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别人。只有决心作出自我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助人。

为了明确起见，我把这两种对立的同情观简化一下：前者是不彻底的同情，其实是卑污的“自爱”；后者是彻底的同情，其实是圣洁的“他爱”。在《心灵的焦灼》这部书中，前者的代表是霍夫米勒少尉，后者的代表是康多尔大夫。

霍夫米勒出身低微，但作为奥匈帝国轻骑兵少尉，又佩带着这个阶层所特有的虚荣像佩带着他的军刀骑着他的战马一样。是的，在这里需要的不是人，不是人的沉思与良知，而是传统意志，他从来不用脑想自己所感到的，他没有自己关心的事。没有自己的爱，也没有自己的被爱。他唯一可懂的是军规记载的重复与替代，他既可以在横向上被他人取代或取代他人，也可以在纵向上被他人取代或取代他人。也就是说，共同性是个人存在的方式，任何越轨或违反常规的纯属个人行为都是愚蠢的冒失，为共同性所不耻不容。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霍夫米勒稍稍偏离了一下共性的常轨，像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因而体验到另一种存在方式，即纯属个人的存在方式。他开始发觉，在开克斯法尔伐庄园，他有一种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