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工作就在这种维持有限食物与空间的进出转换中。不这样做，该怎么做？“要是你，法官大人，该怎么做呢？”至于，为什么要用集中营关押犹太人，为什么要“解决”或“最终解决”犹太人，为什么除了战争枪杀还要用“焚尸炉”，根本不是她应该闻问的事。啊，我想起来了，犹太人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玻璃瓶中的苍蝇为什么飞不出去？”他为什么不这样问：“为什么要把苍蝇放进玻璃瓶？”人类的智慧恰恰就是这样：自己把自己放进玻璃瓶然后再思考为什么逃离不了玻璃瓶？

如果那时，你突然觉得把活人送往焚尸炉，太残酷，太不人道，那你就得离开岗位，甚至离开战争—你根本就不应该进到这场牌局中来！可是汉娜，没有这种主体人格或独立人格，更谈不上反省超越的意识能力。不仅她没有，当时比她高明百倍的许多人都没有。战争本身规定了意义，否则就不是战争。战争后或战争外的道德判断谁都会说的。审问，总是后来的事，只能在战争外由战胜者对战败者执行，而且用的还是非战争语言。

除了盲目地跟随工作，汉娜还有一个致命的特征那就是“掩盖文盲”，甚至在决定自己命运的生死关头，她不但不申辩自己是文盲不会签名，还一如既往地掩盖文盲拒绝签名验证，致使两大罪行“主犯”的罪名成立，招致“终生监禁”的判决。当然，随着文盲的就是法盲，她没有想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甚至是逃避好运的“掩盖文盲”竟会招来“终生监禁”的惩罚。也就是说，这两者间的因果联系特别是这因果联系的法律责任，汉娜根本就是不知情理的。

从后果上看，汉娜为掩盖文盲拒绝签名验证招致“终生监禁”，本来可以看作汉娜的自由选择或自我承担，正如她为掩盖文盲拒绝电车公司提拔而自动离职丢掉工作应由自我承担一样。如果是这样，米夏大可不必承担道德责任而忏悔终生。问题在于，汉娜习惯性的掩盖文盲沿用到非常时刻已经不是一个习惯性的心理行为，而是，她不懂法律的罪责认定关联到罪行定性量刑的判决结果。她不仅是文盲，还是法盲。这一点，作为海德堡大学法律系高材生的米夏，其严重性当然是懂得的。因而他想去提醒汉娜，但迫于社会政治压力和个人少年恋情的羞愧感，他退缩了。

再回到汉娜身上。面对法庭和法律，她当真一点不清楚，“负责人”的签字与否肯定会关系到罪行的轻重与否吗？她当然知道的。即便量刑重到“终生监禁”可能不知道，但拒绝签字验证的后果一定要比其他五人判得重，汉娜是肯定知道的。她不是小孩子连生活的常情都不理会。换句话说，汉娜很清楚“掩盖文盲”就是主动“选择重罪”。

为什么如此？当然可以设想种种原因，比如对其他五位同事的鄙夷而顿生逆反心理，即鄙夷推诿逃避，宁愿承担责任。但就剧情而言，有一个原因已关乎到命运的悲情中去了，那就是，汉娜知道旁观席上有米夏在场。如果对所有陌生人掩盖文盲是出于虚荣出于生存性习惯，那么对米夏继续掩盖文盲就是维护个人尊严，维护米夏心目中的性爱女神的荣光。那一段性爱经历对汉娜也是单纯而美好的。她平庸委屈的一生中或许只有米夏给了她真正需要的爱、尊重和知识的光亮。她不能在这个倒霉的时刻自己在自己的追慕者面前把它毁灭掉。这或许是汉娜一生中最尊严的时刻，确切地说，是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刻。哪怕她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所有这一切微小人物的微小心理在“二战”后的即便“追溯性审判”的法庭上真是微小得不值一提。它只能复活在四十多年后的小说钩沉中，为了在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再留给它可凭吊的一席之地—不要辜负用选择死亡的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