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南非联邦建立两年之后的1912年，他们分别乘火车、骑自行车、坐牛车，乃至步行来到布隆方丹组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而一年之后南非政府开启了用激烈手段剥夺非洲黑人土地权的进程。白人殖民主义者对黑人拥有土地权非常不高兴，先是通过战争，后又通过有关驱逐黑人的法律，将黑人驱赶至越来越小的农村地区，并且以立法的形式迫使他们来到日益膨胀的城市地区以及煤矿找工作。

这些问题令非国大的知识分子们深感不安，他们试图同政府和反对党进行对话并同时想获得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支持。然而，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开始在罢工集会上飘扬，192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发生之后，南非国民党政府总理詹姆士·巴里·姆尼克·赫佐格进行干预以有利于白人工人。其分而治之的政策此后成了国民党政策的基石。生机勃勃的多种族工会运动开始瓦解，黑人的工会运动开始崛起。在连续几届政府镇压黑人工会并且给予未加入工会的白人工人特权的时候，白人工人拒绝帮助组织起来的劳工。这些特权包括将某些工种专门留给白人，也包括对黑人工人进行限制。

后来与曼德拉同陷牢狱的戈文·姆贝基曾经写道：“1936—1946年的十年，标志着我们的解放斗争由消极对抗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全非大会组织（AAC）在此之前已经建立，目的是将开普敦各行各业的全体南非黑人组织起来，同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的不合理制度作斗争。但是随着1936年《黑人代表权法案》的通过，全非大会没有了奋斗目标。”该法案将开普敦的黑人选民放在不同的选民区里，而开普敦是过去80年中唯一允许黑人投票的地方。

曼德拉拍案而起。这种愤怒是他在安东·列姆贝德领导下组建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动机之一。曼德拉和他的朋友奥利弗·坦博、沃尔特·西苏鲁迅速成长为高级干部。当时他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当局与黑人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后来深深植入南非的政治生活中：镇压—反抗—再严厉镇压—再激烈反抗。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武装斗争。

我已经将我的一生献给了南非人民的斗争。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有着平等机会的民主自由社会。我希望我能为这个理想而生，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如果有必要，我愿意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牺牲生命。

——纳尔逊·曼德拉

《法庭上的辩词》，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