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温妮的生活很孤独，但她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了好朋友的支持。她的孩子常常跟艾玛家、罗伊家、因德雷斯·奈都家以及海伦·约瑟夫家住在一起，他们东借西挪，筹集有限的钱财来帮助温妮和她的女儿们。尤其是无儿无女的海伦，作为一名出生在伦敦的积极从事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她将温妮的女儿视如己出。后来，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组织出手相援，将温妮的女儿们送到斯威士兰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去上学，这样她们不仅远离了南非秘密警察的监视，而且离温妮不远，也可偶尔回来看望母亲。

1975年，曼德拉的女儿津齐获准探访她的父亲，并且她还获准于20世纪70年代末结婚后对曼德拉进行接触性探视。但是，直到21年之后，曼德拉和温妮才被允许有接触性探视。曼德拉起初一年只被允许探视两次，一次仅半个小时。他们只能通过麦克风说话，隔着厚厚的狭窄玻璃窗互相凝视。探视受到狱方监视，并且如果当局认为谈话内容不当，一道幕帘就会猛地落下，将他们隔开。不仅如此，这还会影响以后的探视和每年五次的通信。

秘密警察特别喜欢跟踪监视温妮，温妮也很为记者所喜欢，因为她长得漂亮，充满智慧，有清晰的见解。温妮在团结广大群众支持非国大的事业方面也很有才干。1969年5月12日，她被依据1967年《反恐怖主义法》与其他22人一起遭到拘留。当警察前来逮捕她的时候，只有她和两个女儿泽娜尼和津齐在一起，两个孩子都未满10岁。警察对她们非常粗暴，不允许温妮打电话请人来照顾她们。若干年后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温妮告诉我说：“我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不知道两个女儿的任何信息，那是对我最大的折磨。”

在拘禁期间，监狱当局强迫温妮和许多其他女犯赤身裸体，不给她们使用卫生巾，不允许她们清洗下身，因此流到腿上的经血黏结成块。说到这段时间遭受的痛苦时，温妮的目光变得黯淡，声音低得近乎耳语。她说她当时整日与蚊虫为伍，渴望有机会“冲出监狱”。她从未忘记这段经历给她造成的深刻创伤，这一创伤也许决定了她后来做出了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1991年，温妮说过这样的话：“我经历了所有人经历过的苦难……折磨和拘禁。”但是这句近乎夸张的话掩盖了温妮和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所经历的恐惧。12 500人提供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据和7 500名受害者提供的证词，控诉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失踪者、迫害致死的人和受到警方骚扰的人所经受的折磨和生化武器的摧残。

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的大主教图图，听到秘密警察用包括烧死、肢解等手段残暴地迫害黑人的事例时，不止一次地趴在与别的委员共用的办公桌上失声哭泣。其中最令人痛苦、最受人关注的证言是：20世纪80年代温妮卷入了一场两名少年被害的事件。据称，温妮刺死了其中一名13岁的少年斯托姆皮·塞佩, 这名少年喉咙上挨了两刀，尸体被所谓的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抛弃。毫无疑问的是，温妮在1969年及以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磨难她从未忘记。遭受折磨或监禁后的人常常表现出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可以被压抑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被压力刺激，患者就会产生暴力或古怪行为。曾被关押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大利犹太人普立莫·利瓦伊写道：“被折磨过的人依旧被折磨着……无端的暴力……拒绝被忘记。”这种综合征不仅拒绝被忘记，而且能够导致严重的心理创伤。

我常常在想，任何形式的承诺是否足以原谅将一个年轻而无经验的女人抛弃在冷酷无情的沙漠上的行为。

——纳尔逊·曼德拉

我一直希望为你建造一处避难所，哪怕很小。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恶劣旱季到来之前有栖身之处一起生活。

——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写给温妮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