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终于到家了﹐有几级石阶﹐景和抬前﹐我在后。我说了句什么话﹐景和响应说妈妈听不到﹐因为妈妈已经死了﹐手脚早就凉了。我一摸﹐真的 !我隔椅背抱着妈妈﹐一边哭一边大叫:“妈妈!妈妈!”于是就醒了。
1973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
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
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
母亲 1914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
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
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
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
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
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
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母亲的娘家
外公苏
新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殁,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考入五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
他在 1942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家在云之南
母亲及姐弟妹和外婆合影。
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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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云之南
融水乳。辛亥滇光复,生子能肖父。家人共团圆,迎养来慈姥。从事新闻业,宣传振聋声,投稿作刍荛,衷言出肺腑。学未优而仕,历署县缺五。从政十余年,国民俱无补。送母归故乡,失恃未回普。大事弟能当,设灵展奠祖。辞官有远行,游览到邹鲁。南北足所经,鸿爪留泥土。倦鸟知还巢,别子离京沪。艰巨付儿曹,归老即退武。且住海藏楼,息影城南杜。故园旧草堂,种瓜学老圃。七七事变生,全国抗日虏,空袭到滇南,昆市被侵侮。老弱宜疏散,村居避市啸。乱世命苟全,闻鸡思起舞。顾我家贫穷,尘时生瓦釜。薪贵米如珠,生活感痛苦。国难同家忧,如芒刺在股,何日获胜利,和平得重睹。今年届六旬,自试提诗笔。他日归道山,五字作行述。
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拒做满清官,打算在云南创办报纸。光复后才出掌县政,任厅职凡十余年,均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赋闲在家,种花﹑作诗,最欣赏陆放翁。他留下《涤园明通草堂诗集》,多是对子女的训诲或闲话家常的记叙,也录下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46年的一首《忆游粤港》末段云:“居今而思昔,割让实难堪,金瓯已欠缺,收复宣无端,何日复故土,会见汉衣冠。”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文化大革命”时众人笑道,外公开“贴大字报”风气之先。
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抱负,从未得以施展,一生抱憾。共产党掌权,外
家在云之南
公对其匡时济世的理念十分认同,欢欣鼓舞了一阵。六十九
岁时,觉得老躯无用,于是用一瓶安眠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伴随云南留日青年的学监钱用中(号平阶)先生看中了
两名后生,将一对爱女钱维英﹑钱维芬许配。外公苏
新和
同窗好友庾恩旸均未见过他们未来的终生配偶,双方父母为
两对新人择同一吉时成婚。是日大雨倾盆,混乱中轿夫将姐
姐送到原来该迎娶妹妹的外公家。这是传说还是当真,已不
可考证。嫁入庾家的妹妹花容月貌,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定数。
丈夫庾恩旸后任云南军政厅厅长兼宪兵司令官,三十出头,
正辉煌时,遇刺身亡。二姨外婆钱维芬一生的故事比小说还
离奇感人。姐姐钱维英,即我的外婆,本分忠厚,善持家,
母亲和大姨、四姨。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排尔字辈,男的分别取名:俊﹑敦﹑敏;女的则冠聪﹑端﹑庄﹑葴﹑昭﹑慧﹑娴﹑淑。外公对子女的期望尽在其中。我的母亲是次女,聪慧活泼,深得外公喜爱,并继承了外公的幽默。按苏家的家规,不可用仆人,姐妹轮流当值做家务。母亲和大姨同睡一张大床,这张床一直留下来,我还记得床漆成红色,床头雕着半个葫芦似的空花。早晨由后起床者整理床铺。母亲醒来,静观大姨的动静,看到对方打个哈欠,伸伸脚,便跃身坐起来说:“我先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女孩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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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头露面的昆明,母亲十分热衷于刚刚时兴的歌舞表演,外
婆训斥道:“一眼同,百眼同。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一
次她参加学校演出队去表演,回家晚了,被罚不准吃饭,殊
不知演出后已被招待过晚饭。母亲多年后对我讲到这个故事,
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窃喜。
《天鹅》歌剧是她最盛大的参与,虽然扮的只是八个王
子之一,没有独唱的份,但她可以从头至尾把整个歌剧吟唱
下来。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组歌:“我们还有一个
妹妹,她比我们都聪明。她有小凳,金子做成;她有图画,
值千金,妹妹,妹妹,快来快来,大家一齐同欢欣”;“谢谢
哥哥们,不要太高兴,莫要忘记了,后母心毒狠,她要打我们,
还要骂我们,常想把我们,一齐赶出门”。我的小名叫“妹妹”,
妈妈心中对歌剧中妹妹和天鹅哥哥们遭后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数十年后,她被疾病残酷折磨,医生宣布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但是母亲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忍受,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让她的四个子女受后母之苦,不可让“妹妹”被欺负。
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患者凶多吉少,母亲和她的外婆同时染疾。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医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紧要。母亲不到十岁,病得奄奄一息。家人以为她已没救,又怕传染弟妹,于是将她抬出走廊(昆明人称“游春”)。
六姨、七姨和八姨,摄于外婆家紫藤花架下。
家在云之南
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
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
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
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
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
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
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
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
为人妻母
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
官便辍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
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
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块,洗衣做饭带孩
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分。家中收
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
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
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
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
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
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
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
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
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