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通顺。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另外就是忠实于原文。以前有一个《翻译》杂志，专门批评翻译和介绍翻译。有一篇文章推荐我翻的东西，他说整篇文章多少句点，我的也是多少句点。每个段落的句子的数目完全一致，它是50句，我也是50句，不多不少。

吴虹飞：您跟同年代的翻译家有交往么？

王永年：交往不多，我是独来独往的。因为翻译是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团队的。

吴虹飞：现在每天工作多久？

王永年：不多，眼睛也不好了，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在路上》翻译了10个月，每天至少4个小时，这是两年前的事。

其实接这个活儿挺后悔的。你看这个书是没有空当儿的，密密麻麻，没有段落，很扎扎实实的，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占不到便宜。有些书很占便宜的，比如说30个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对话，回答说“好”，前引号，后引号，加个句号，4个字就是一行。30个字一行，我4个字就可以解决了。

吴虹飞：以您的历史，在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受过牵连，是不是运气很好啊？

王永年：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平时我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你下忙，人家也下不了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很近，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毛主席就变成“坏主席”了，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了。

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把“毛”写成“坏”了。尽管你是造反派也不行。对毛主席不忠，开批判大会，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个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个字之差，很容易打错的。他作完检讨后，反过来他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这种事多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检讨一下，然后就反对你，因为我进步了，你就是落后了、反动了。

吴虹飞：怀念上海的时光么？

王永年：怀念的。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你们可能不知道，原来还有地区差异，上海是最高的。工资要相差一级，一级是什么概念，那时百十来块的工资，最低要差个二十来块。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二十块足够足够了，包括吃喝玩乐。那时我们吃一块猪排，一块大排骨加一点青菜才要一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