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你曾经承认，《长恨歌》是一个失败。

关锦鹏：票房不好，评论不好，很多电影都会碰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长恨歌》给郑秀文招来那么多让我为她不安的东西。张曼玉拍阮玲玉的时候也是，电影还没出来，就有一堆评论：她怎么能演阮玲玉？她怎么演30年代的女人？电影出来以后，张曼玉就拿了柏林影后，其实电影票房也就一般。我选郑秀文的时候就觉得，王琦瑶死守在上海不走，要是真的上海女人，她不见得会死守。当时香港就有些评论说，关锦鹏用《长恨歌》表达了香港人死守在香港的一种感情。

吴虹飞：那种电影的末世情结，在香港都市人的身上特别明显？

关锦鹏：多少年以后大家回头去检阅香港的本土文化，别的不用看，先看一堆电影，没有一部不在直接或间接地讲这个末世情怀。

80年代、90年代初香港也有很多怀旧的电影，比如《胭脂扣》。而《越快乐越堕落》，张坚庭的《表姐你好》，是一种讽刺，王家卫的电影，他就一直在说时间。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对“九七回归”的一些揣测。香港人害怕。就像是香港的一个极限。

不见得是他们对内地有多恐惧，而是，对时间的恐惧。时间到此为止。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你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不知道究竟害怕什么。

有个细节我也解释不了，在“九七”之前，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去申请在英国定居，但没什么人申请，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其实蛮“大香港”的。就拿电影来说，《南京南京》在香港算是票房最好的，五百多万，《非诚勿扰》、《风声》都是只一百多两百万。就是香港人觉得，《南京南京》是内地导演可以拍的，然而爱情喜剧、情节剧，香港拍得多，轮不到你内地导演拍给我看。他们想也不想，就把它排除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