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读完《小说稗类》，觉得你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十分深入。

张大春：我不算博学。台湾的作家也不能一概而论。据我所知，像我这样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读书的不多。主要是社会形态的问题，并非用不用功的问题。

读不读书不只是一个个人修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形态，使得我们这些哪怕是文字本行的人，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接触典籍。如果不能用很长时间去从事资料收集整理、思考和反省的工作，是不容易出现具有广泛知识背景的作品的。

吴虹飞：你认为小说提供的是“另类知识”，这种知识“多有冒犯之处”，“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正义、政治、法律……冒犯一切卢梭为爱弥尔设下的藩篱和秩序。”

张大春：是的。我认为形成一定的意见，乃至于形成一定的传统，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有吸引力的。大家都希望说，让我相信点什么。让我相信点什么，可能这个动力要比“让我知道点什么”更有动力。

吴虹飞：那种冒犯，有没有给你带来过麻烦？作家总是受到很多牵制。

张大春：哪儿都一样，只有方法上的不同。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官员把人关起来，大陆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中国以外的国家碰到这种事情，会把你关起来，会把你干掉，都有可能的。当然，这讲的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在台湾，你说有没有压力？至少我个人，在任何一个社会恐怕都不是一个主流。但坦白地讲，我不想当烈士，因为不想表演成为一个烈士的样子，所以我没有特别的体会。我有些朋友，经常觉得被监听，经常有“咔嚓咔嚓”录音的声音。我没有觉得自己重要到能够去破坏，我没有这个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