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第一次投稿是在八九岁。当然，他投的不是他自己写的稿子。

他有一个“家族的徽记”：密密的抬头纹。“小时候看我爷爷额头，非常非常深；现在我儿子一岁多就有！我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李洱说。

他的祖父弟兄三人，当年一同投奔延安，大哥老死于延安，二哥进城之后屡获升迁，并长期担任军方要职。他的爷爷当年是延安的马列教员，后来因家事返乡，在随后的年代里备受折磨。因境遇不同，兄弟三人长期不通音讯。唐山大地震，祖父给那位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信，问是否平安，此后，他掐算着日子，想着几天之后可以收到回信。信石沉大海。而老人的等待却被李洱记得。后来李洱读到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回信的上校》，眼前出现的并不是那个流亡异乡的哥伦比亚老头，而是他的祖父。

李洱的父亲考上了新乡师专，此后在济源当地中学教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把《百年孤独》看得津津有味。有很多年，李洱目睹父亲一直在写小说。其中一篇写的是农民买化肥的故事。那时，八九岁的李洱看完父亲的小说《化肥》，碰巧手里有几分零钱，他就瞒着父亲把《化肥》寄了出去，信封上写着：《光明日报》收。这有些类似于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男孩寄信的故事。但他忘记在信封上留下家里的地址了。后来父亲翻箱倒柜找他的小说，李洱每次都吓得要死。直到最近，他才向父亲坦白：稿子是被他偷偷寄走了。

他的父亲当然没能收到《光明日报》的回信。几年之后，李洱才意识到，幸亏当初没有写下自己的地址，实在是万幸。如果有了落款，说不定会遭到灭顶之灾。

过了许多年，他终于见到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二爷爷，二爷爷既没有提到那封信，也没有问到他弟弟的死。他只是反复教育李洱，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过了几年，李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问李洱是不是他的孙子，然后问他是不是写过一部小说《花腔》，他说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寄来一本。李洱立即想起了祖父寄信的往事。他没有当面回绝一个90岁的老人，他说好吧，回去就寄。后来，他没有寄。